敦煌的丫头,图像与历史

作者:中国史

  2015年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77岁的樊锦诗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发现,自己只能“退而不休”,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的很多事情都还得找她。

  我国古代把音律、尺度、容量、权衡,统称为律、度、量、衡,这是人们对于音乐以及物体的长度、体积和重量的测量与规范。《汉书·律历志》中说:“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意思是只有统一律、度、量、衡,才能取得远近国家和老百姓的信任。而实现“同律、度、量、衡”,不仅是当时科学技术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时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值得庆幸的是,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早已失传的玉质黄钟律管,让人们看到二千多年前国家法定的律、度、量、衡的基准器(或叫法器、标准器),从而揭开了汉代律历制度中最为神秘的一道面纱。

  时间:2017年1月8日14:30——16:35

 

 

 

  1963年,当25岁的樊锦诗从北大毕业后远赴敦煌时,她没想到自己会在那里待50多年,大漠的风沙让这位江南少女的皮肤变得粗糙,也吹白了她的两鬓。

  一、世所罕见的玉质黄钟律管

  地点:成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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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西省博物馆《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玉器展柜的一角,静静地放置着两件玉管,都是和田玉质,一件稍粗,一件稍细,上面均有黑沁,没有雕刻任何纹饰。其中稍粗的一件玉管目测长度为20厘米左右;而稍细的一件目测长度为18厘米左右(图1)。如果说汉代的一尺相当于现代的23·1厘米左右,那么,稍粗的玉管大约合当时的9寸;稍细的玉管大约合8寸半。这么长的两件玉管,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实录内容:

樊锦诗在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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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用50多年的执着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守护者的平凡与伟大,就连季羡林先生都称赞她“功德无量”。她的一生都在为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而奔走,哪怕如今已经是79岁高龄,却依旧在编纂《莫高窟考古报告》,她被称为“敦煌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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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各位热心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成都博物馆负责人,欢迎大家光临成都博物馆,聆听“丝路之魂”系列专题讲座的第二场。因为第一场也许朋友们来听过——樊锦诗先生作的精彩的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座题目是“图像与历史——考古学视野下的敦煌石窟”。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研究员。张小刚研究员是历史学博士,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石窟考古与佛教美术史。曾赴日本、印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与考察,2008-2010年受聘为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东洋美术史专业客座研究员,2016年6-7月在法国远东学院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访学。已出版专著2部,在国家权威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参加20余次国际学术会议,主持或参与10余项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或项目,代表性著作有《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等。今天下午张所长将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敦煌石窟作解读。更多时间留给张所长。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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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是蜚声海内外的敦煌学者。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樊锦诗没有回到老家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

  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两件非常普通的玉饰。真是这么简单吗?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一批十分珍贵的玉饰中,一件组玉佩的中间,也有一个相似的玉管(图2)。但相比之下,一是器型大小不同。

  张小刚:各位成都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这一次有机会到成都来,和成都的考古界朋友们,和广大的朋友们进行交流。我在敦煌已经20年了,在敦煌有这么多年的工作,有一些心得和体会,今天借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作交流。因为我之前是学考古的,后来又转做历史学的研究生,在敦煌一直做图像学的研究。今天李院长让我讲一个题目,我说就把这个图像与历史和考古结合起来,给大家说一说敦煌石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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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才女迷上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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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敦煌大致的情况。有的人去过西北,去过敦煌,也有人还没有去过。我们看到这一张地图,这是甘肃的地图,非常狭窄,我们经常说它像一根骨头一样,甘肃省会兰州在它的东头,敦煌是在它的西头。有时候他们就问我说“家在哪里?”我说“家在兰州。”“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工作的地方在敦煌。”人家就会问,“那你回家大概有多远?”我说,“也不是很远吧,大概有一千多公里吧。”在内地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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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常年伏案工作,樊锦诗的背有些弓,她笑起来格外好看,眼角的鱼尾纹慢慢弯起。她原本是个话不多的老人,但只要说起敦煌莫高窟,这位古稀老人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于是滔滔不绝。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部,一个狭长的地带,从兰州出去向西,我们称之为“河西走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是交通要地,从这里向西出玉门关和阳关,和新疆、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的地区联系起来。敦煌是一个被戈壁和沙漠包围的绿洲,它的南面有祁连山,有草甸、沙漠和雪山。也有丘陵,当然不像南方这边有这么多的青山绿水,那边的山都是光秃秃的。也有一些河,这是莫高窟门前的一条河流,这是莫高窟周边的沙漠。也有一些植物。在有水的地方有一些沙生的植物,比如芨芨草、骆驼刺、芦苇。这些植物古代也有,今天也有。

 

  组玉佩上的玉管要细得多,也短得多。而这两件玉管要长得多、粗得多,如果按比例做成同样的组玉佩,没有其他饰品可与之配套,更不可能佩戴在身上。二是雕琢精细程度不同。这两件玉管加工时打孔贯通的位置不偏不倚,打磨抛光细致,与同时出土的某些玉璧、玉环、玉佩相比,琢磨得似乎更精美一些。三是安放位置不同。海昏侯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的玉饰,大多出土于主椁室东、西两侧,组玉佩出土于西藏阁的娱乐用具库,而这两件玉管却出土于主棺之中,放置在离刘贺遗体最近的地方,说明这是墓主人生前极为珍爱之物。因此,这两件玉管可能是比组玉佩更为高级的器物,应与那方“刘贺”玉印一样,象征着王侯应有的权力、地位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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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说起敦煌,就像说自家令人骄傲的孩子。从1963年到敦煌,到2015年辞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她把整整52年光阴献给了石窟、壁画,昔日的青春少女,如今已是满头华发。但即便退休,敦煌莫高窟还是让她魂牵梦萦。“我每年会做一次研究总结,从管理、业务方面,都会给他们提些建议。还有当院长时欠下的事,还得做。如果有募款,他们也还会找我。”1962年,即将毕业的樊锦诗到敦煌莫高窟实习时,她被莫高窟的壁画震撼了。

 

月牙泉

 

  那么,在汉代的王公贵族之家,九寸之长的管状物会是什么呢?检索史书可以查到,“黄钟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气至则黄钟之律应。”《汉书·律历志》也称“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原来,古代把乐律定为五声,即宫、商、角、徵、羽,五声之中还包含着十二律。律,原本指用来定音的竹管。蔡邕(yong,音拥)《月令章句》:“截竹为管谓之律。”这种律管是用昆仑山阴面管壁厚薄均匀的竹子做成的。据说,古人就是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低不同的标准音,简称十二律。十二律中的第一律称为黄钟,律管九寸长,孔径三分围九分,叫黄钟律管。这样看来,海昏侯墓中那个九寸长的玉管,正是史书中多次提到的黄钟律管。

 

  当时一天吃两顿饭,住的是十多平方米的泥屋,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要几个月才能洗上一次澡。樊锦诗怕老鼠,但土房的天花板是纸糊的,晚上老鼠在顶上闹个不停,还不时掉下一只老鼠在床上。实习就她一个女学生,晚上起夜上厕所得出门走上百米。因为担心外面有狼,她晚上都不敢出去上厕所。

 

  所以敦煌壁画就地取材,包括塑像的时候都是运用到的。戈壁滩还有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些红柳,这是红柳开花的情况。

 

  古往今来,人们常用“黄钟大吕”形容音调洪大、响亮、和谐、优美。《周礼·春官》:“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原来,按照古代的音律,十二律又分为六个阳律和六个阴律,黄钟为阳律的第一个,大吕为阴律的第四个。如果黄钟的管长为9寸,那么,大吕的管长就应该为8·42寸。因此,与玉质黄钟律管并排展出的应当就是玉质大吕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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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时,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分配到了武汉大学当教师。毕业分配的单位里没有敦煌研究所,这让樊锦诗长出了一口气。但意外发生了,敦煌莫高窟跑到北京大学要人,说4个实习生都要。她接受了学校的分配。

 

  敦煌的历史情况,曾经汉代以前,这里是牧民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这里曾居住过羌人、乌孙人和月氏人等民族,还有匈奴。汉朝对敦煌的经营,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把内地的汉民迁到敦煌之后,从此就奠定了敦煌居民主体的构成,以及当地文化的传统。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敦煌在汉唐时期,大家也知道,名气比较大,非常繁盛的。我们看到下面这两张图,南边的阳关和北边的玉门关。在今天敦煌境内,现存还有一些汉代修建的长城,总计有150公里左右,这是我们拍到的长城遗址。

 

  长期以来,有些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音乐只有相对音高,没有绝对音高。玉质黄钟律管的出现,向世人再次表明,古代中国不仅已经有了完善的绝对音高的概念,而且还有确定音高、校准音高的基准器。这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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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一年后,彭金章到敦煌看望樊锦诗,他发现,昔日那位纤纤玉手的恋人变了,变土了,变黑了,住的是土房子,吃的是洋芋、山药、小米,有时, 去外面搞研究,樊锦诗一屁股就坐在黄沙上,像个村姑。

 

  总的来说,敦煌的文化地位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作一个概述和定位。敦煌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交融——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和古代伊朗文明的交汇之地;全盛时期融汇了东西方异彩纷呈的文化,显示了那个时候中国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精神;它是中华盛世的见证;它的文化,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的标本。

 

  二、黄钟律管是汉代法定的律、度、量、衡基准器

 

  力阻莫高窟上市

 

  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讲到古代丝绸之路。这是当时长安出发到兰州,从兰州一直往西就是河西走廊,再从敦煌出去,我们到新疆,到丝路南道和北道。敦煌在历史上称之为咽喉之地,各种交通要道到这个地方汇聚。今天的敦煌,1986年的时候,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由县改为县级市,敦煌现在还是一个县级市,正在申请升格为地级市,目前还没有升格。去过敦煌的朋友们,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是敦煌市中心的现代雕塑,这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现代雕塑家根据敦煌壁画而设置的标志性的雕塑。这个是敦煌旅游胜地,去莫高窟,还有去月牙泉,这个是在鸣沙山的山坳里面,大家看到有一弯泉水。这个月牙泉,传说中有一首歌,月牙泉,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千百年来它一直是一个胜景,很多人探讨这个泉水在沙漠中间一直不干涸。这个是月牙泉上面的山,鸣沙山,也有人到这个地方来滑沙、骑骆驼。

 

  前面提到的《汉书·律历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有关律、度、量、衡最系统、最权威的著作。它是由西汉末年律历学家刘歆(xin,音新)奉命组织100多位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天文、地理、乐律的专家学者,在考察历代律、度、量、衡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自从汉武帝以来的经验做法,对全国的备数(算数)、和声(音律)、审度(尺度)、嘉量(容量)和权衡(重量),分别进行科学规范,建立了国家统一的律历制度。《汉书·律历志》首次明确指出了汉代的律、度、量、衡都是以黄钟为基准,还揭示了如何以黄钟律管为基准器,对律、度、量、衡进行定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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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到敦煌的那一天起,樊锦诗就是“工作狂”。

 

月牙泉  

 

  现代人很难理解,音乐与度量衡完全是两个领域的事情,怎么能够扯到一起呢?海昏侯墓玉质黄钟律管的出现,让我们找到了一把解开这个疑团的钥匙。

 

  1998年,当地政府提出要把莫高窟和一家旅游公司打包上市。理由是通过资本运作,可以让莫高窟的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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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管最早是用竹子做成的,但竹管易开裂、易变形、易磨损,不易长期保存。玉质律管就不同了,它不开裂、不磨损、不变形,不仅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制作时还可以达到极高的精确度。这就具备了一件科学的基准器的必要条件。

鸣沙山

樊锦诗在考察现场  

 

 

  樊锦诗一听就怒了,她第二天一大早跑到这个部门办公室,对着负责人拍着桌子说:“听说你们准备把莫高窟卖了?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我不同意。”

  ① 以黄钟律管为准,建立统一的音律体系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敦煌石窟。我们通常所说的敦煌石窟,并不是指今天敦煌市(县级市)内的石窟,而是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古代敦煌石窟,今天的敦煌市,包括玉门广大区域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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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的同事说,樊锦诗平时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喜欢读书,很少跟人红脸,万万没想到她发起脾气来这么雷霆万钧,学者风范、女人的矜持全被她抛在了脑后,剩下的只有据理力争。

  首先,黄钟之律奠定了五声的基础。《汉书·律历志》说,“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也就是说,宫、商、角、徵、羽五声都是由黄钟派生出来的,如果把长九寸的黄钟律管发出的声音确定为宫,那么,减少或增加律管的长度,便形成商、角、徵、羽。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黄钟之律作为宫,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其他声音都是由宫决定的。正如《汉书·律历志》所说,“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黄钟至尊,亡(无)与并也。”

这个是小一点的点,榆林窟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莫高窟上市的风波总算偃旗息鼓。在樊锦诗看来,这是她担任院长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其次,十二律也是以黄钟之律为基准的。古人把十二律划分为六个阳律和六个阴律,其中六个阳律是黄钟、太族、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个阴律是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怎样才能确定这十二律的音准呢?《汉书·律历志》指明,是按照“三分损益”法确定的。具体地说,就是以黄钟九寸之长为准,“三分损一,下生林钟。三分林钟益一,上生太族。三分太族损一,下生南吕。……”以此类推,形成十二律(图3)。这说明,十二个律管的长度都是由最初的黄钟律管确定的。换句话说,十二个标准音的音高与黄钟的音高之间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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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西千佛洞,在敦煌西边。

  65岁建“数字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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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石窟大致有这五个点,813个编号,其中莫高窟属于千佛洞,莫高窟有735个,包括南区和北区的。我想还是把莫高窟大致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后面根据图片我们再来看。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棒敦煌研究院院长。如何避免石窟和壁画的消失,是摆在她面前的首要难题。

 

 

 

  可以推测,海昏侯墓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二十五弦瑟、排箫以及琴、笙等乐器,当初都是以玉质黄钟律管为基准器调整音高、音准的,从而使刘贺的这支由金石管弦组成的乐队能够演奏出统一、美妙、和谐的乐曲。正是这种以黄钟律管为基准器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完整、严密的音律体系,使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乐器,至今都能演奏出古今中外的优美曲调甚至是交响乐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奇迹。

  莫高窟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城区东南二十五公里处的鸣沙山东的峭壁上,坐西朝东,前临大泉河,遥对三危山。崖体高30到50米,崖面上密布洞窟,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好几层。我们今天去莫高窟参观,主要是在南区,北区基本上不对外开放的,主要是生活、居住,以及死后埋的一个区域。莫高窟建于公元四世纪后半叶到十四世纪,经历了上千年,经历的朝代从北凉到元代,经历了11个时代、14个时期。现编号洞窟735个,其中南区是487个,北区248个。我们通常讲莫高窟有492个,是这么来的,石窟是以彩塑为主体,四壁和窟顶是绘满彩绘壁画的,窟前有殿堂、窟檐、栈道,窟窟相联通,是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依存。现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二千余身。总之莫高窟是现存世界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和历史文化宝库。

  她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但她很快发现,不让游客进洞不是个办法。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兴奋得一宿没睡。她决定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葆青春”。

 

 

 

  ② 以黄钟律管为准,建立统一的长度体系

  根据我们刚才讲莫高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些图片,这个是莫高窟从三危山这边照的莫高窟外景,这个地方是鸣沙山,这个地方是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这个是莫高窟下雪时照的,山里还有一些遗址、佛塔,还有作为标识的石礅。

  2003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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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的尺度,“本起黄钟之长”(《汉书·律历志》)。黄钟律管长九寸,以此为尺度,叫律尺,表示这是法定的。然而,这种九寸的黄钟律管并非家家户户都有,于是汉代规定了一种“累黍定尺”的转换方法,即《汉书·律历志》中指出的“以子谷秬(ju,音巨)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意思是选用北方黑色谷子的适中者,一粒黍的宽度就相当于一分长,九十粒黍横向排列起来就是九十分,即九寸,为黄钟之长。这样用于测量,“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月牙泉雪景

  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2014年9月,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樊锦诗的“数字敦煌”梦终于成真。

 

 

 

  这种“累黍定尺”的方法,简便易行,家家户户都可以采用,海昏侯墓中就发现了许多这种黍子(图4)。问题是这种做法能够保证精确吗?有人多次做过试验,用山西、北京等地所产的浅黄色或深褐色的黍子,横排(即黍之短径)100粒,测量约合23厘米,竟然与汉代的一尺相合。这就说明,比起历史上“以足定尺”、“布手知尺”的方法,“累黍定尺”要精确得多,也科学得多,完全能够满足汉代农耕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这个是对面莫高窟对面的山,三危山,当时《史记》里面记载,莫高窟开凿是和三危山是有密切联系的。当时前秦有一个和尚叫乐遵,他当时走到鸣沙山这个地方,看到对面三危山上面发出万道金光,他就说这个地方是和佛有缘的风水宝地。所以莫高窟的建筑历史就拉开了序幕。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种高科服务,推动者竟是一位已经78岁高龄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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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三危山

樊锦诗与自己的雕像合影。  

 

 

  对话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些器物中,很多都有十分精确的尺寸。比如二十五弦瑟上写着:“禁长二尺八寸,高十寸。”又如椁底板的方木头上写着:“邓长公木三尺九。”这里的三尺九指的是圆木头的直径。再如刻漏上的漏尺,虽然已经腐烂,但可以肯定它是一件有精确刻度的尺子。

  之前有一个朋友写过一本书让我看一下,他解释乐遵和尚怎么看到对面三危山的佛光万丈呢,他说乐遵和尚很辛苦、很累,长途跋涉到了莫高窟这个地方,又干又饿,头就有一些眩晕了,就发现对面金光闪闪。后来我说不是,你没有在莫高窟待过,不知道。莫高窟有一个特别奇特的自然现象,大概是在夏秋之际的时候,敦煌是很干燥,平时一般不下雨,也会下雨的。下雨的时候,西边云层很厚的时候,太阳又出来了,照在这个云层上面,折射到三危山的时候,就会出现整个金光万丈的情况。去了莫高窟快20年了,我见过一次。樊锦诗告诉我说,她去了60多年,也只见过三次,所以是很难得的。

 

 

 

  敦煌考古几辈子都做不完

  ③以黄钟律管为准,建立统一的量器体系

  我们看到在法国图书馆里面藏的手写卷轴——《莫高窟记》,就记了莫高窟开凿的原由。当时记载莫高窟创始的情况。这是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今天去莫高窟的一个,我们进窟区以后一个路口的大牌坊,原来是在东华寺内的贞节牌坊,文革时说把它烧掉,不要了。我们老先生很有文化眼光,把它用牛车拉回来,当时每一个构件编上号,弄回来以后又拼好,成为莫高窟的样本。

 

 

 

  广州日报:当年敦煌条件那么艰苦,是什么吸引你留下来的?

  汉代的量器分为龠(yue,音月)、合、升、斗、斛(hu,音湖)。龠,是个象形字,最初是指竹管制成的管乐器,《说文解字》把龠作为单独的一个部首,并注明:“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后来演变为一种古代的量器。《汉书·律历志》说,汉代的量器“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槩(gai,音概)。”又说,“龠者,黄钟律之实也”。意思是用黄钟律管的管腔作为当时最小的量器单位——龠,选用北方黑色谷子的适中者,用1200粒可以装满一律管,或者用井水装满一律管,其容量就是一龠。用黍子测量容量好理解,可为什么要用井水测量呢?这是因为井水与地面水相比,一个是杂质少,比较干净;再一个是井水的温度变化不大,密度恒定。《汉书·律历志》又说,“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据测算,汉代的一龠为现代的10毫升,一合为20毫升,一升为200毫升,一斗为2000毫升,一斛为20000毫升。

  这个是莫高窟前的一条河,叫大泉河,夏天去的时候河里是没有水的,实际上是有水的,水流虽然不大,正常情况下是有水的。现在莫高窟要做一些绿化。到冬天的时候,绿化不用那么多水,水就留下来了,河里面有一些冰,有时候山里面水特别大的时候,就发洪水,有的朋友可能去敦煌的时候,知道敦煌莫高窟发洪水把我们窟前的桥都冲断了,也有这样的情况。一段时间不下雨,一下雨就下暴雨,对我们防洪也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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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因为兴趣,想为敦煌文物保护做点事。我从年轻时,就对钱看得不是很重,我常说一句话,“我们不富但也不穷”,我不愁钱,就愁敦煌那点事。要是为了钱,我不会留在敦煌,别处比敦煌工资高多了,说不定干别的我还能发大财。

  在农耕社会中,量器非常重要,关系到国计民生。海昏侯墓中就出土了形形色色的量器。如主椁室内的一件子母量器,一大一小套在一起,学名应叫漆椭量,与汉代朝廷颁发的标准量器无异(图5)。又如“昌邑籍田鼎”其实也是一件标准的量器,其铭文为“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重四十八斤,第二”(图6)。按照汉代的规定,十斗为一斛,这个“昌邑籍田鼎”就是标准的一斛。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海昏侯墓出土的鼎为什么会多于九件,因为有的不是祭祀用的,而是日常使用的量器。再如两件青铜鋗,一件铭文为“昌邑食官铭,容十斗,重四十斤,昌邑□□年造(图7)。另一件铭文为“昌邑食官铭,容四斗,重十三斤十两,昌邑二年造”。这些有铭文的量器,通行于昌邑王国、海昏侯国所在的地区,可以用于校准周边特别是所属食邑户的其他量器。这就为深入研究以黄钟律管为基准的西汉量器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大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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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报:是不是特别愧对家人?

图5  

  窟前也有其他一些佛教遗址,比如佛塔。刚才讲到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这个是1907年拍摄的莫高窟崖面的情况,可以看到当时非常破败了。这是07年拍的莫高窟249、250、251窟,今天看都是特别漂亮,这是经过加固以后,外面墙进行了一些遮挡,又做了一些栈道。这是1924年,莫高窟九层楼标志性建筑。当时暴露在外面,华尔纳拍的大佛的形象。西方早期拍的崖面的情况是非常破败的,我们今天去看崖面情况是这样的,这是解放以后我们经过好几次加固工程,采取了各种加固措施和支顶,把这些地方做成栈道,总共花了几十年时间,形成了莫高窟现在统一的外观。大家看到这些地方是原来的原始形象,这些地方都是后来,里面是水泥挡墙,外面做旧以后,模仿它的外观,又用鹅卵石做了一些仿崖体的一些措施。刚才讲到崖面上面上下有好几层,像蜜蜂的蜂房一样。

 

 

 

  樊锦诗:对家人,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愧疚,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我先生为了这个家做了很大付出,不仅当时孩子是他带,调到这儿来,他不搞教学,搞佛教考古。后来两个孩子大一点了,来兰州上学了。我只要一有机会,就尽可能多回去看他们,给他们做好吃的,弥补一下当母亲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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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晚的一个塔,我们称为道士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面就讲到道士塔,王道士是谁呢?他是藏经洞的发现人,是湖北麻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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