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电影辨析,说东道西南小街

作者:世界史

原标题:海派电影辨析

原标题:说东道西南小街 (全集)

原标题:词语||New York的名字和英国York无关?这其实是个诅咒…

海派电影近年来又一次成为了学术界和传媒关注的热点话题,但电影界和理论界并未对海派电影的概念和范围形成定论和共识,这就导致在大众传媒和公共讨论中,论者往往对“海派电影”指认不一。时而专指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电影,时而将其引入当代电影;时而从产业视角论述,时而又从文化与美学视角论述;时而强调其开放性,时而强调其地域性。而这些不同的视角往往又彼此冲突矛盾。于是对“海派电影”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较为清晰地界定,对“海派电影”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就变得十分必要。

朝内小街老街坊三皮先生历时半年时间走访了朝内南小街多条胡同。撰写写了介绍朝内南小街的系列文章《说东道西南小街》。今日“皇城根儿胡同串子”微信公众平台将三皮先生撰写的介绍朝内南小街的系列文章编辑成合集,与老街坊们分享。

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美国很多地方的命名实在是有点不走心,就是欧洲各大殖民国的某个地名加上一个“新”字……比如新泽西(New Jersey),它的名字就是来源于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Jersey),因为当年这块地方是作为礼物被送给了当年的泽西岛总督乔治·卡特雷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1610-1680)。

派、海派、海派文化、海派电影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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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说文解字》中指别水也。一曰水分流也。左思在《吴都赋》中写道:百川派别,归海而会。《博雅》亦云,水自分出为派。可见,派的本义即指江河的支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派”指立场、见解或作风、习气相同的一些人。“派别”一词即指学术、宗教、政党等内部因主张不同而形成的分支或小团体。

我记事儿的时候,东长安街扩建工程早已完成,建国门内大街平坦的柏油路下面是曾经的东、西观音寺和闹市口,南衣袍胡同是朝内南小街儿南口的第一条胡同。与此同时,小街儿北口西侧的后拐棒胡同被文字改革出版社(现在的语文出版社)大楼拦腰截断,失去了北口西侧“头条”身份。除此之外,直到70年代初我离开小街儿,没再发生大的拆建,小街儿和小街儿两侧的胡同应该就是自古以来逐渐形成的样子。

对美国历史了解稍微多一点的话估计也都知道,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罗德岛干脆就合称“新英格兰”(New England)。

而“海派”一词的出现大概在清末民初,起初专指近代上海一些画家的创作。俞剑华在其《中国绘画史》中记载:“同治、光绪之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蛰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6页)此外,在京剧领域,晚清以降,作为京畿重地和文化中心的北京,自然占据着正统和中心位置。“京伶谓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京师轿车之不按站口者,谓之跑海。海派以唱做力投时好,节外生枝,度越规范,为京派所非笑。京派即以剪裁干净老当自命,此诚京派之优点,然往往勘破太过,流弊亦多。”(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5046页)

南小街儿不像东交民巷、正义路、台基厂那样曲高和寡恬静雅致,也不像东单、王府井、东四那样街宽楼高都市感强烈,南小街儿是条根植于民间,社区性的,充满生活情趣令人亲近的小街,是附近胡同居民一代代日复一日生活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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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儿两侧胡同众多,临街的34条胡同向东、西方向延展开去,尤其东侧胡同,从小街儿到东城根,从朝阳门内大街到建国门内大街,百十条胡同纵横交错,是北京内城东南一隅的胡同群。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

小街儿自北向南路西边依次有:前拐棒胡同、礼士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烟袋胡同(死胡同)、干面胡同、东石槽胡同、遂安伯胡同、无量大人胡同(红星胡同)、东堂子胡同、外交部街、西总布胡同、新开路、象鼻子中坑、南衣袍胡同。

正是因为这样的普遍情况,是不是很多人都以为纽约(New York)跟英国约克(York)也是这样的简单加“新”式命名?各种问答网站的版本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不难看出,“海派”一词在兴起时,多含贬义。在绘画上,由于其极强的趋利性和画风的媚俗性,遭到了正统画家和文人的贬斥。在京剧界,则被指斥为远离正统的野路子,同样表现出极强的消费性和媚俗性特征。当然,“海派”一词随着上海在近现代中国影响日隆,概念也不断发生着扩展和变化。尤其是五四以来,对西方文化引进力度的不断加大,上海凭借其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缘优势,使“海派”一词又生发出许多积极的意义。开放、现代、灵活、包容等寄予其中。

自北向南路东边依次有:老君堂(北竹竿)胡同、竹竿胡同、八大人(南竹竿)胡同、新鲜胡同、芳嘉园、牌楼馆胡同、大方家胡同、小油房胡同、南井胡同、安乐巷(死胡同)、禄米仓胡同、小雅宝胡同、什方院(盛芳)胡同、赵堂子胡同、羊尾巴(阳照)胡同、大羊宜宾胡同、东总布胡同、顶银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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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即是近现代以来、以上海为中心形成的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一种新都市文化。“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 页)可见,“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还伴随着上海近现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孙逊也认为,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孙逊,《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江西社会科学》2010(5))陈山也指出,“在海派京剧、申曲(沪剧)、绍兴戏(越剧)、评话弹词、滑稽戏、独脚戏、电影与明星、月份牌、小人书、流行歌曲、廉价小说、小报、时装、香烟牌子、海报说明书、小吃与橱窗文化……中间,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上海文化就是在国际化市场环境中顽强生存并成长起来的中国新都市文化,它是一种全面开放、全面吸收资源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其合力是创造性地生成和发展一种能够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现代新文化产品。”(陈山,《海派文化视野中的上海电影》,《电影新作》2003(2))

说东道西南小街(一):禄米仓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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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近现代以来,以上海为中心所形成的区域文化,即海派文化,最早命名主要集中于“海派”画家和“海派”戏剧,后扩展至其他各种艺术和文化形式,成为一种区域性文化样态,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美学风格。海派电影即产生于海派文化的独特土壤中,立足于东西方交汇、商业金融极为发达的大都市上海,得到了相对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成为1949年前中国电影的主要力量和代表。其电影文化样态和美学风格甚至在其他地域的电影创作中也得到继承和发展,如中国香港、台湾等。它还代表了中国电影兴起时的生产、制作与传播方式。海派电影的主题内容即以表现上海、上海人的社会生活,或与此相关的内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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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中文版维基百科都信誓旦旦这么说的▼

可见,从“派”“海派”到“海派文化”再到“海派电影”,其词语概念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海派电影只是海派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文艺载体,一种传播方式,一种文化消费方式。

1965年北京街巷规划调整,许多小胡同合并到了大胡同,一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胡同改名换姓,偏居东南一隅的南小街未能置身事外,老君堂改成北竹竿,八大人改成南竹竿,什方院改成盛芳,羊尾巴改成阳照。转过年来“文革”开始,北京的胡同又经历一次意识形态的革命,无量大人胡同改为红星胡同,大雅宝胡同改为蓬勃胡同……,高潮过后,有些胡同新名延用下来,有些复归原状,奇怪的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禄米仓好像是被遗忘了,从没听说它有过第二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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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海派电影

禄米仓胡同因禄米仓而得名,禄米仓是明清两朝储存京官俸米的仓库,大库原有57座仓房,现在遗留三座。去年夏天忽然大兴土木,其中一座仓房据说要改造成娱乐场所,后遭东城群众举报被文物部门叫停。我曾经进过里面,仓房高大宽敞,墙体厚实,梁柱虽然岁月侵蚀痕迹明显,但依然牢靠,仓内有拱门连通各仓间,盛夏时节非常凉爽。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截图)

提及海派电影,自然离不开一个“海”字,离不开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域文化特征。电影的传入和海派电影的肇始就离不开上海作为近代远东国际大都市的特殊地位。“上海茶楼为1896年传入中国的电影—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新型西方娱乐方式—提供了播放场所。……在第一阶段的戏院硬件文化设施铺垫后,来自西方的软性娱乐文化内容的传入,不但不显得突兀,反而大受本土居民欢迎。”同时上海“‘新世界’新式游乐场表演髦儿戏、女子新剧、影戏、大鼓、杂耍、说书、二簧和自动戏等赢得顾客,其每天场内活动的时间总计超过50个小时;并以‘西洋影戏’放映中国本土题材电影,刺激了中国电影的早期发展。”(江凌,《冲突与融合:近代上海戏剧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社会作用》,《社会科学》2013(5))

1949年以后,约占胡同三分之二的禄米仓被分为三部分,全部是部队单位,西头是被服仓库,现在是部队干休所,这里面遗留二座仓房;中间是军需用品研究所,现在编制撤销,房屋出租,里面所余的一座仓房差点儿被“娱乐”了;东头是部队装备研究所,门禁森严。

然而圈哥查阅了不少英文资料(包括英文版维基百科╮(╯_╰)╭),必须负责任地告诉你:故事并没有这么简单!

可见,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电影的摇篮,与其独特的城市文化与消费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上世纪30年代由沈从文所挑起的“京派”“海派”论战,虽然集中于文学领域,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海派”和“海派文化”贴上了标签,客观上强化了对“海派”的命名。为此,鲁迅先生曾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做过精辟的分析: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鲁迅:《“京派”与“海派”》,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 432页)可见,“海派”并非指文化人的籍贯,而是他们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聚集地—上海。而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消费环境,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渐发达的报刊出版业、电影业等,为文化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相对自由而又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以,周斌认为,“海派”作为一种有鲜明地方色彩的艺术风格特征,不仅要有地域文化内涵,在表现手法上也应有契合都市人审美心理的艺术追求,应不拘泥于陈旧的艺术模式,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周斌:《海派电影须以海派文化为依托》,《电影新作》2003(1))因而,海派电影的地域性特征自然也会催生出其独有的美学风格。

禄米仓胡同西起朝内南小街,东到小牌坊胡同,从小街拐进禄米仓是个下坡,我在这学会骑自行车。我那时还很小,骑着姑姑的双喜牌28女车顺坡溜下来,双脚一高一低踩住脚蹬子,车座子顶住后心窝,右手铛铛啷啷按着车铃。仓西夹道(禄米仓西巷)往东不远是部队仓库大门,有士兵站岗,溜车路过时我忘不了暼哨兵一眼,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很了不起的样子。军需装备研究所院子里有日据时期的老房子,墙头上还有一座不知是日军还是国军遗留的炮楼,我练车时如果屁股紧扭几下,自行车几乎可以溜到炮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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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海派电影,许多研究者多会涉及其美学风格的梳理。如陈犀禾等认为,“上海电影与海派文化共存共荣的关键品质包括小资气息、商业性、娱乐美学、文人传统等等。” (陈犀禾; 刘宇清:《海派文化与上海电影—重生或者寂灭》,《社会观察》2005(6))张振华也从上海地域文化背景着眼,指出海派电影具有开拓性、务实性、随俗性等美学特征。(张振华:《海派电影文化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可见,海派电影与其美学风格关系紧密。

从炮楼往北到仓东夹道(禄米仓东巷),这个大院里有装备研究所和部队招待所。上中学时,有段时间总见一个年轻军人出没于此,内心很是仰慕,后来得知这哥们儿退伍后滞留北京,并且和附近胡同的“玩闹”混到一起,退伍费花光后四处“刷夜”,最后被公安局收留,是他洛阳兵工厂当领导的父亲来京把他捞出来接走。

确切来讲,“纽约”(New York)名字的来源,其实是引用了1664年时任约克公爵(Duke of York,全称为Duke of York and Albany)的头衔,也就是后来从1685年起做了三年英国国王的詹姆斯二世(King James II)。

事实上,海派电影具有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中国民间通俗文化的延续,是来自市井民间的通俗传统;另一种是海纳百川的文化汇聚,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这两种传统相辅相成,相互融合,时有冲突。这也造就了海派电影独特的美学风格,即市俗性、包容性和现代性。市俗性一方面来源于中国传统民间的市俗文化,自宋元以降市井民间日益繁荣的通俗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充分吸收了近代上海开埠以来日渐发达的商业贸易风习,无疑表现出强烈的“商业竞买”的文化特征。因此,海派电影极为看重电影市场,不断迎合和满足着市民大众的娱乐消费心理。包容性则体现为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和现实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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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艺形式、文化消费形式都能在上海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各种思想、观点也能被其容纳。所以,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在上海经久不衰,左翼电影运动在上海也得到过蓬勃的发展,“软性电影”理论的倡导者们也留下了自己历史的回响。海派电影自然也是灿烂与糜烂并行,繁华与污秽共存。现代性则是指海派电影“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电影本就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的产物,上海也拥有着中国电影方面众多的第一,中国第一家电影院,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海派电影在肇始和发展过程中,无不体现出对现代思想文化的推崇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借鉴。可见,如果试图把握海派电影内涵的话,就一定离不开海派电影所独有的地域性特征和美学风格。

禄米仓历史上发生过一件大事。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军队驻扎禄米仓,仓粮尽数拍卖,结束了禄米仓的储粮历史,成为以后“历朝历代”的军事机构。1912年2月,孙中山和民国临时政府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大总统,没承想老袁还没动身,驻扎禄米仓和朝阳门外的北洋兵开始闹事儿,烧杀抢掠,城内外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历史上叫“北京兵变”,也叫“禄米仓兵变”。老袁以此为借口不去南京,临时政府没辙,只好依他在北京当了民国大总统。其实谁都知道是老袁玩儿的一个攒儿,借口不离开北京罢了。

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原图来自维基百科)

海派电影与上海电影

仓东夹道往东是粮店,再往东是“富隆泰”副食店,它的东边是著名的智化寺。

一定有小伙伴想说,那人家不是也叫做约克公爵吗,怎么能说跟约克这个地方没半毛钱关系呢?然而其实约克公爵(Duke of York)是来自约克王朝(House of York,也称约克家族)的最高头衔,也就是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的分支家族。

行文至此,有关海派电影的概念和适用范围已经呼之欲出。本文认为,对于海派电影的界定应该立足于其地域性和美学风格,两者缺一不可。脱离了反映上海地域内容的电影自然与“海派电影”毫无关系,而缺失了海派美学风格的电影自然也无法为其披上“海派电影”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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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电影的所指是确定的、有限的。海派电影的黄金时期无疑在1949年前。历史的因缘际会给近现代的上海提供了肇始和发展电影所需要的独特土壤。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桥头堡,引领中国现代文化的“排头兵”,上海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发展中国民族电影的重任,于是地域文化、都市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交锋与融合,催生出了“海派电影”所独有的美学品格和文化风貌。

北京的古迹多,并没觉得智化寺有多新鲜,我的记忆里,智化寺的山门从来就没打开过,庙墙衰草萋萋,像座无人打理的荒刹。多年后大庙开放,听说一帮和尚在里面吹拉弹唱,后来得知那叫“京音乐”,是中国古代汉族音乐的活化石。一直想去感受下“活化石”的魅力,一拖再拖,至今无此耳福。

代表兰卡斯特王朝的红玫瑰(左)与约克王朝的白玫瑰(中),右边的红白玫瑰则代表都铎王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对上海电影大刀阔斧地改造,使海派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海派电影的传统一时中断。虽然海派电影的美学风格在1949年后的一些反映上海地方风貌的电影中偶有闪现,但整体而言无疑受到了抑制。相反,将这一地域特色和美学风格继承下去的反而是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1949年后,迁移至香港的许多上海电影公司和上海电影人,依然保留和延续了许多“海派电影”的美学风格、制作模式和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并且积极拓展了东南亚和海外电影市场,铸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的辉煌。

智化寺原本是明代大太监王振家庙。正统十四年(1449)王振窜腾英宗朱祁镇御驾北伐蒙古军队导致“土木之变”,在张家口土木堡镇皇帝被俘,王振自己也死于乱军。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没错,约克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的另一个分支系兰开斯特王朝(House of Lancaster)之间爆发了15世纪留名英国史册的“玫瑰战争”(House of Roses)。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爹的俩儿子争着当皇帝,谁都说服不了谁,于是就打了一仗……据说这段历史还是《权力的游戏》的部分灵感来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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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早年入宫,得宠于明朝几代皇帝,尤其英宗朱祁镇对他感情深厚,提拔为大内总管司礼监太监。有权有势的王振在京城建造了一所豪宅,并在附近建家庙。据说王振私宅在家庙西侧,而禄米仓胡同没有深宅大院,想必毁于一百多年以后的禄米仓建造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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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

禄米仓胡同没有豪宅,却有名门之后。清代康雍乾三代帝王青睐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这对父子宰相的后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张知行居住禄米仓胡同26号。

美剧《权力的游戏》和原著小说中,兰尼斯特家族和斯塔克家族身上能找到约克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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