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宪政问题的毛泽东问题,故训与古文字

作者: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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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2007 《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简称:集成)

村东有一高坎称作“老虎崖”,常有老虎出没咬伤人畜,被西汉时周家庄壮士“周处”用朴刀砍死,是有名的“周处除三害”故事发生地之一。

原标题:萧武:作为宪政问题的毛泽东问题

杨伯峻2009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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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还有农民工。在毛泽东时代,虽然由于工农业剪刀差的存在和国家发展阶段的限制,农民所享受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十分有限,但那个时代仍然给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据媒体报道,在2011年发生的广州本田工人停工事件中,领头的是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年轻人,报道中说,他自小熟读《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对他的影响不言而喻。

徐铉看出一些问题:“《说文》无字,盖二左也。众力左之,故从二左。今俗作隳,非是。”但时代所限,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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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不是宪政梦,毛泽东能不能被称为新中国的国父,中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些问题放在一起,就变成了当代中国宪政问题中的毛泽东问题。所谓的毛泽东问题,不仅是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更是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象征在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回避的地位和作用。

《越公其事》与此对应的是:

在村西北边有一大冢,村人称之为“冢疙瘩”,周围数十丈,高约三丈。相传埋有汉代一位大官。1958年大跃进时,将其挖平。村西南,南畛地靠河岸处有一土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六十年为一甲子,也就是一个轮回。毛泽东六十岁的时候,是1953年,新中国刚打赢朝鲜战争,重心开始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全国人民对未来满怀憧憬。接下来的六十年里,中国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文革,终于在1978年迎来了转折,改革开放就从这一年算起。改革开放35年之后,我们迎来了毛泽东的诞辰120周年。

商承祚2001 《殷契佚存》,《甲骨文献集成》(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初村子不足百户,古河桥垮塌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被人称为“夹皮沟”。至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靠编织芦席维持生计,炕席曾销往周边各村。20世纪70年代中期,“罐罐井”开始流行,村里人便去河中拉沙石,预制“井瓮子”,成为村里人的副业。后来又兴起盖“平房”、“楼房”,村里人便开始预制“挑头”和“楼板”。现在全村有楼板场40余家,拖拉机拉运户20余家,砂石

虽然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了35年,毛泽东去世也已经37年了,但毛泽东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仍在,他们已经作为一种传统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只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无法否定毛泽东。而在现实中,毛泽东的遗产正在不断地被激活,而且,每次激活都会是官方陷入尴尬的处境之中:既不能否定毛泽东,又不愿意也不可能将毛泽东的精神和原则付诸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热衷于讨论中国宪政的人们并不是希望在一次政治革命之后才实行宪政,而是在眼下的这个中国实行宪政,就不得不面对毛泽东,不得不面对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

这一典型例子给我们以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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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刚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前外界都已经确认,这次会议将会确定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未来十年内的施政纲领,因此究竟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像自由派期望的那样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上加速前进,还是像左派期望的那样,调转航向?但结果显然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虽然已经确认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承诺减少将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但在政治上显然并没有打算放松控制,从而被一些人认为是“强国家、强市场”的道路。因此,有人认为中共的选择实际上是“以毛泽东的方式走邓小平的路”。

《禹贡》开篇第一句:“禹敷土,随山栞木,以奠高山大川。”何谓“随山”?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及蓝(田)周(至)公路即将修通,村两委会利用村南废旧鱼池、沙滩建成钓鱼及休闲庄园,很快形成以休闲娱乐、垂钓为主的第二大产业。2012年4月成功举办全国垂钓比赛,成为西安地区一大盛事。

不过,对毛泽东像的这种利用的政治意义与下岗工人的游行示威不同。这里的毛泽东像意味着,新中国不是旧中国,不会任人宰割,是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象征,也可以说是民族主义象征。这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1949年革命本身就既是民主革命,也是民族革命,被中国革命推倒的三座大山中,就有帝国主义。但在下岗工人那里,毛泽东像意味着工人农民的拥有崇高政治地位的时代,以此作为抗议的象征,表达了他们对自身政治地位下降的不满,因为他们已经从国家的主人翁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国企包袱”。

毁与坏是同义词,与堕并属同源词,自韦注之后,堕之毁与坏成为常训,古文字构形为其提供支持。“堕”是“隓”的篆文,字见《说文》:

建村历史不祥,约为明代。也建有堡子墙,新中国成立初只剩下短短一截,有城门楼一座,还有戏楼、三官庙、老君庙共三处。其中村中间“老君庙”为大庙,院内古木参天,檐板上画有精美壁画。新中国成立后,老君庙改建为里杜小学至今。

今年发生在中国的几件有意思的事,都多多少少与毛泽东有关。

三、定王与“贞定王”**

兴隆街办最东边的一个村,东与黄良街道以洨河为界,南与黄良街道聂家河村隔洨河相望,西与宫子村毗邻,北与郭杜街道赤兰桥村接壤。4个村民小组,321户,1300多人,1300亩地。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小枫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国父,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是左派,而是对毛泽东的一种去政治化的处理,使毛泽东不再是某个或某些阶层的图腾和符号,而是成为“第三共和”的国父,在此基础上消弭客观存在的社会分裂,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共识。在刘小枫看来,这是中国宪政的前提,而在“中国梦、宪政梦”的支持者们看来,只有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1949年革命,全面拥抱普世价值,才能有宪政。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全世界只有一种正确且正当的政治模式,即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宪政,除此之外都是歪理邪说。但100年前辛亥革命之后的宪政实践告诉我们,没有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没有独立统一的国家,宪政也是毫无意义的。也正是因此,没有共识的政治共同体不可能持久稳定,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宪政。

尽管不得其解,但其后一千多年无人质疑。直到甲骨文问世,经过学者的精心研究才知道“大采、少采”与“衮织、黼衣、五采、三采”皆无关系,而是商代一日之内记时用语。董作宾归纳出武丁及文丁两世一日之间所区分的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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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已经明确表示,既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会继续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既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也要坚持改革开放。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民生措施,增加了社会福利,在一些人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究竟谁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究竟为谁服务、保护谁的利益,这才是决定国家性质的关键。即使国家不再是工农联盟民主专政的国家,也必须保证国家能够平等、公正地保护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利益,而不是放任自流,把一切都交给市场。

定王,顷王之子,灵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当为“贞”,贞王名介,敬王子也。是时大臣专政,诸侯无伯,故王室遂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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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说,工人的罢工权虽然早已在法律上被取消,但工人罢工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法律,而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赋予的。与此相同,只要毛泽东像仍然高悬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切反抗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行动就是天然正当的,无须法律认可,无须各种精英同意,因为这是毛泽东与人民的约定,也是1949年革命的精神,是新中国之所以为新中国的理由——这是新中国最高的宪法原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李守奎、刘波2012 《续论隓字构形与隓声字的音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

塔,村民称为“金狗塔”,听老人传说是王莽赶刘秀时的遗物。据说刘秀在此被黄狗相救,登基后赐建此塔。

随着贫富分化和改革开放中的利益分化,中国社会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分裂,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同,政治诉求也不同。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思想争论中,这种分裂不是分成更多的不同的立场,而是越来越简化为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一种是既得利益阶层希望中国能彻底抛弃社会主义,改旗易帜,完完全全走上英美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则是弱势群体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改变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取向。这也是左派与右派的斗争的关键所在,而毛泽东则被作为社会主义的象征出现在这个斗争的场域之中。

第二,陈剑认为“疌”之本义就是挟,与《国语》正好相合。

自古以来就有耍狮子龙灯的民间艺术,且代代相传。每隔三五年,值新春佳节就要大耍一次,其中“狮子三呼”、“上桌腿”、“金线吊葫芦”、“狮子产仔”、“狮子拆塔”等名目,十分精彩。锣鼓更是闻名遐迩,1994年曾获西安市第三届鼓王夺标大赛“金奖”,2000年在西安市大南门外广场参加陕西省举办的迎千禧年大型锣鼓表演,同年4月又应邀去江苏无锡参加全国鼓王大赛,一举取得“中华鼓王”称号。

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毛泽东显然让官方感到尴尬。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不断妥协的过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确立了工人、农民在这个崭新的国家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所领导的新中国的前三十年(1949年—1978年)在人们眼里也是社会主义的三十年。所以,几乎在所有人眼里,毛泽东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代名词。也因此,每当社会主义传统在中国遭遇挫折的时候,毛泽东都会意外出场。比如在1990年代的大规模工人下岗运动中,在抗议下岗的人群中,总是能够看到毛泽东像。

韦注:“反,拨也。陴,城上女垣。”《汉语大词典》在“反”的“毁坏、推倒”义项之下收录:

原标题:【长安村落】——兴隆街道里杜村

几个月后,著名学者刘小枫在一个演讲中说,作为新中国国父,对毛泽东的评价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毫无共识可言,宪政又从何谈起呢?因为这里提到毛泽东是新中国国父,从而引起轩然大波,冷嘲热讽者有之,披挂上阵批判者有之,迄今未息。甚至一些刘小枫从前的粉丝和追随者也因此而破口大骂,认为刘的这种言论是为法西斯张目。

style="font-size: 16px;">(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国语•周语下》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培。吾将往焉。《国语•晋语九》 style="font-size: 16px;">

在村东南处有一座古桥,土崖下建有车马店和商铺。河岸上有“龙君庙”一座,人称“小庙”。庙旁立有石碑,生产队时被砸,现碑座还在,河中古桥木桩及建桥基石、石条尚存。

首先是在新年钟声刚敲响时,被视为自由派旗帜的《南方周末》想搭上“中国梦”的便车,把自己的宪政梦塞进中国梦的框子里去,由此引发了一场风波。而在这场国内外都广泛关注的风波中,在《南方周末》的支持者看来,如果官方因此而对《南方周末》采取严厉的整肃措施,就意味着刚在中共十八大上接过权力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宪政和改革的拒绝。接下来,在广为流传但始终未得到官方证实的高校“七不讲”禁令中,不允许在高校宣讲宪政也被列入这个思想领域的负面清单。

(原载《汉字汉语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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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0年以来,在各大意识形态偏左或爱国的网站上,毛泽东的旗帜都在高高飘扬,而这些网站的主体多数是下岗工人等改革中的失意阶层,或者是出身社会下层群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毛泽东不但意味着他的时代,更意味着1949年革命的承诺,即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剥削,工人农民当家作主,民族独立富强。正是在这样的承诺的号召下,千千万万工农子弟加入到了革命队伍,抛头颅洒热血,卫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毛泽东的时代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也出现过错误,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代在努力实现革命年代的承诺。正因此,毛泽东像在今天的中国就意味着这个承诺是否依然有效,1949年革命究竟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就必须追问,为什么今天正在离她当初的承诺越来越远,甚至连共同富裕这样毫无政治意味的目标也常常受到批判,乃至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间存在大量的不同意见?

这是不可或缺的证据。上文第四条辞例原文:

(刘秀)

这三十年来,围绕毛泽东所进行的各种争论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际上都是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问题争论。毛泽东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止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代名词,更是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的人格化象征,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评价,也是对新中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新确认。在希望官方能够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人看来,只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才能彻底否定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才能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因此,毛泽东被他们视为中国走上像苏联和东欧那样改旗易帜的道路的最大障碍。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三十年来,关于毛泽东的每一次争议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斗争。

“定”与“贞”古音极近,都是舌音耕部字,定从正声,正从丁声,贞从鼎声,丁、鼎古音更近。定王或贞王,可能是来自不同的抄本,甚至同一抄本也可能如《系年》“卫戴公”之书写不同。为了和灵王祖父相区分,统一转写为“贞王”即可。韦昭未必知道这些道理,但他断此定王与贞王为一人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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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项政治遗产,对毛泽东的利用是形形色色的,目的各不相同。虽然在1980年代出版了大量以反思文革错误为名的批评毛泽东的报刊书籍,但1992年仍然出现了“毛泽东热”,当时几乎所有地方都在流传一个故事,两辆车路过同一个地方,前一辆车出了事故,而后一辆车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像就没事。这是自改革开放之后,在民间舆论中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正面形象出现,之后便一再出现。尤其是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对中国采取全面遏制战略的背景下,多次出现中美摩擦,而抗议美国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毛泽东像总是最显眼的。直到2000年后,在多次反日游行示威活动中,毛泽东像依旧大量出现。

第一,读音相近。

1997年春,在洨河岸义务栽植杨树,如今已成林,成为长安地区最佳宜居人文休闲地之一。目前,完成村水泥路面改造,实施农网改造,并于2009年给村里打深井,农户用上干净、安全的自来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对毛泽东的评价从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style="font-size: 16px;">蔡昭侯申惧,自归于吴,吴泄庸以师逆蔡昭侯,居于州来,是下蔡。楚人焉县蔡。(《系年》第十九章)

据村中“三老”回忆,关于村名来历,一直众说纷纭。据《咸宁县志》记载:原村里因以李杜二姓为主(其实是以张姓为主,李、单、刘、曹辅之),所以称为“李杜”村,后演化为“里杜”村。此说大多数村民认为不妥,因为老几辈根本没有“杜”姓,且李姓到村落户时间也较短,到新中国成立初也只有四辈,不足百年。经过与村中“三老”以及街办采编人员讨论推理,认为“里杜”应为“里头”。根

四、挟经秉枹

村北原有一座古庙,叫“北斗庙”,庙前有一水池,名曰“饮马池”,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干涸。村西和宫子村交界处有一条大道叫“官路”,应叫大义路,是南北交往的一条官道。当年南来北往,去往省城,南上王曲、子午的必经之道,现已不复存在。

大量的古文字材料证实“逾”、“踰”、“渝”等字有“顺流而下”这个古义的可靠性。我曾经着文,详论“俞”之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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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指出该字是表意字,象用手使‘阜’上之土堕落(详见下文)。用手使“阜”上之土堕落,也就是毁坏阜,《说文》“败城曰隓”之释义基本准确,只是阜不必限定为城阜,隓城、隓山皆可曰“隓”。韦注毁坏根据充分。

车十多家,形成了以预制业为龙头的大产业,流转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一举成为兴隆地区的首富村。

《系年》“伯盘”有“(携)惠王”,“携”是否是谥,待考。

谨以此文,献给大西安建设中,即将消失的长安村落文化!

第二,古文字、古词语考释过分依赖文献和故训。我们强调文献与故训在古文字考释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常常说古文字考释功夫在字形之外,这是正确的。但物极必反,对于与土文献有联系的古书能够熟悉,释读与考释就落到了实处。对于像“大采”、“小采”这种古义失落的词语,反而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陈邦怀、郭沫若等都发现了“大采”、“小采”与《鲁语》之间的联系,但都未能破解,原因就是还在文献故训中转圈。董作宾能够凿破混沌,就是因为能够抛开旧注,从甲骨文自身去归纳。出土文献越来越多,通过出土文献自身辞例比勘归纳的方法也越来越重要。

据是里杜村村址在汉“重阳宫”“里头”,而修史老先生耳误为“里杜”,同西边“堰渡”耳误为“闫杜”,犯了同一个错误。

,败城 style="font-size: 16px;">曰隓。从 style="font-size: 16px;">声。 style="font-size: 16px;">,篆文。 style="font-size: 1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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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昭就是因为知道“闲”与《春秋》经、传的“灭”相对应,才以“闲,候也,候其隙而取之”曲折相就。先把“闲”训为侯,再增字为训以与“灭”疏通。这是训诂之忌讳。整理报告读为“县”,证据有三:

李守奎2014 《据清华简〈系年〉“克反邑商”释读小臣单觯中的“反”与包山简中的“钣”》,《简帛》(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style="font-size: 16px;">兹以武丁及文武丁两世之卜辞为例,其纪时之法,曰明、曰大采、曰大食、曰中日、曰昃、曰小食、曰小采,一日之间分七段,夜则总称之曰夕也。(董作宾,1977:30)

从文义上看,“大采”应当与“小采”相对应,这样文义更加顺畅,《国语》却是“大采”与“少采”对应。如果说“小”与“少”义近,或“小”与“少”音近,都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从古文字的角度去理解就更加准确。商承祚以出土文献证明“少采”就是“小采”,非常正确(商承祚,2001:460)。六国古文“小”与“少”是同一个字,楚文字中就没有“小”,“大小”之“小”皆作“少”。“小”与“少”两个词之间的区别特征不是“丿”画之有无,少下加“子”才是少长之“少”。以“丿”之有无作为“小”与“少”的区别特征大概在秦汉时期以后才完成。古文献都经过隶书的转写,这个“少”可能就是转写未尽,是战国文字的孑遗。如果从语义和语音上解释都不很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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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剑释为“疌”,读为挟(陈剑,2013:258—279), “疌弪”与《吴语》之“挟经”相当。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首先,字形相合:

第四,韦昭之注有不足或错误,可以通过新发现的古文字补证或纠正;但更要关注其所提供的有价值信息,结合古文字考释,解决其它古书中的疑难问题。

清·俞樾:《群经平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二九,483页下。

style="font-size: 16px;">《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殷”就是“商”,武王克殷,不可能再“返商”,郑玄按照“反”的常用义理解不了,不得已而改字,注曰:“反商当为及字之误也。”如果知道“反”有颠覆义,与“克”是同义词,“克殷反商”就与“克殷覆商”一样,是汉语中常见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成语中最常见的“ style="font-size: 16px;">ABAB style="font-size: 16px;">”式。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李守奎,2014:131;李守奎,2015: style="font-size: 16px;">19 style="font-size: 16px;">9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2 style="font-size: 16px;">0 style="font-size: 16px;">0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

陈伟1986 《〈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江汉考古》(2)。

李守奎2016 《“俞”字的阐释与考释——〈说文〉以来的汉字阐释》,《“首届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2016.6.19—22。

裘锡圭2012 《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韦昭注:“踰,度也。”“度”是“踰”之常训,但训“度”文义不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鄂君启舟节出土,其中叙述舟船运行路线:

叁、《国语》之故训与古文字之释读

style="font-size: 16px;">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罢弊楚国,以间陈、蔡。(《国语•吴语》)

在先秦文献中,有些词语的古义出现频率比较低,致使其失传,三国时韦昭作注,根据上下文义推测,多有讹误。

第二,古书经过复杂的传抄与整理过程。古人的用字习惯与古书的整理方式都会对文本中的用字构成影响,随着材料的丰富,逐渐成为可操作的研究方向。

韦注:“堕,毁也。”

其“隓”字作,“隓山”与《禹贡》、《周语下》的“堕山”显然密切相关。裘锡圭对此有详尽的阐释:

李学勤主编201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中西书局。

“ style="font-size: 16px;">”是“堕”的初文,亦见包山楚简,《汗简》以为“隋”字古文。《说文·十四下·阜部》“堕”字字头作“隓”,即由此形演变。“ style="font-size: 16px;">”的字形象用手使“阜”上之土堕落,是一个表意字。其所从之“圣”后来变为“左”,当是由于“圣”、“左”形近,而“左”字之音又与“堕”相近的缘故。秦汉文字“隋”的右上部多作“圣”或“ style="font-size: 16px;">”,尚存古意。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禹之“堕山”在上引《禹贡》文中已变为“随山”,《书序》也说:“禹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史记·夏本纪》转述《禹贡》,改“随山”为“行山”,己见前引。同书《河渠书》说:“《夏书》曰:禹抑洪水……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责。”“以别九州岛”以下与《书序》之文基本相同。《史记》与《书序》相同之处颇多。二者究竟谁抄谁,尚无定论。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堕山”变为“随山”与鲧、禹治水传说的演变有关。上引顾文已指出,在较早的传说中,鲧和禹都以息壤对付洪水,用的都是“堙”的办法;鲧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不待帝命”,并非方法不对;认为鲧用堙塞防堵的方法治水而致失败,禹用疏导的方法治水而得成功,乃是鲧、禹治水传说随时代而演变的结果。在现存的古文献里,明确地把鲧和禹的治水方法对立起来的说法,最早见于《国语·周语下》: style="font-size: 16px;">

灵王二十二年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公元前 style="font-size: 16px;">550 style="font-size: 16px;">年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太子晋认为只有共工和鲧那样的人,才会“堕山”,才会“堕高堙庳”。其实在较早的传说里,禹完全有可能被说成在“敷土”之外,也用“堕山”的办法来“堙庳”。本铭的“堕山”无疑就应该这样解释,而不能根据《禹贡》等读为“随山”。“堕山”当然不是指把所有的山都削平,跟禹的“奠高山大川”并不矛盾。奠高山大川应该是在敷土和堕高堙庳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禹的治水,《禹贡》强调“随山刊木”(《十讲》编按:此语亦见《尚书·益稷》),《书序》强调“随山浚川”。为什么把“随山”这件事的重要性提得这样高,很不好理解。现在看来,所谓“随山”应该是关于鲧、禹治水方法的观念发生变化以后,对“堕山”的一种“误读”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随”本作“䢫”,亦从“隋”声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裘锡圭,2012:148—149) style="font-size: 16px;">

裘锡圭2002 《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6)。

“闲”是见母元部,“县”是匣母元部,所从月或刖,是疑母月部,读音都彼此相近。

顾颉刚、刘起釪2005 《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

俞氏否定韦注,并指出“经”是假借字,都是对的。但对“经”的解释,引经据典,十分迂曲,以读辞例,依旧不顺。

其中“逾”与“上”相对,陈伟指出,“上”为溯水行进,“逾”为沿流顺下(陈伟,1986)。其后,又将此文义与上文所引《国语》联系起来:

第五,古文字研究与训诂研究相结合,彼此互证,可以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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