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组赴北京四

作者:世界史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春海 实习记者 饶嘉)8月26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邀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在该所以“考古四川与四川考古”为题做了专题讲座。

2009年12月17日 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的颁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保护理念和保护形式的诞生。但是新的保护形式的诞生,也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研究方向,在办法第二条中已明确指出本办法所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要更深入认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综合功能定位我们可以从国家公园制度和与其功能相近的公共空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一、国家公园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的概念源自美国, 据说最早由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 (Geoge Catlin)首先提出。1832年,他在旅行途中,对美国西部大开发对印第安文明、野生动植物和荒野的保存现状深表忧虑。于是他呼吁“它们应该被完整保护起来,只要政府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设立一个大公园——一个国家公园,其中有人也有野兽,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体现着自然之美”。 之后,该观念被美国政府接受。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公园。这以后该观念和做法即被全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和使用,尽管各自的确切含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都是指自然保护区的一种形式。196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印度新德里第十届大会作出决议,明确国家公园基本特征,其一,区域内生态系统尚未由于人类的开垦、开采和拓居而遭到根本性的改变,区域内的动植物种、景观和生态环境具有特殊的科学、教育和娱乐的意义,或区域内含有一片广阔而优美的自然景观;其二,政府权力机构已采取措施以阻止或尽可能消除在该区域内的开垦、开采和拓居,并使其生态、自然景观和美学的特征得到充分展示;其三,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参观旅游。美丽的山景、河景、湖景、海景,甚至人工水库建景,皆可通过规划、保护发展成美丽的国家公园,吸引各地观众前往欣赏旅游。所以说国家公园归根到底是一种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家资源的形式。
      二、考古遗址公园与功能相近其他公共空间的比较
      (一)地质公园geopark
      地质公园是以其地质科学意义、珍奇秀丽和独特的地质景观为主,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自然公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出,此计划在2000年之后开始推行,目标是选出超过五百个值得保存的地质景观加强保护。至2010年,中国已有24处地质公园进入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
      考古遗迹与地质遗迹一样都是一种资源,保护它既可以供后人长期研究,也可以通过适度合理的利用成为供人们参观、开展科普教育的基地。我国目前已建设了国家地质公园数据库,并指出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地质遗迹保护是社会的责任,保护的最好办法是建立地质公园。 建立地质遗迹/地质公园机制是保护、规划和合理利用的基础工作。也是推进地质遗迹的科学研究和地学普及的重要条件。因此,国家地质公园机制建设的初衷和功能定位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极为相似的。
      (二)森林公园forest park
      森林公园是以良好的森林景观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主体,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利用森林的多种功能,以开展森林旅游为宗旨,为人们提供具有一定规模的游览、度假、休憩、保健疗养、科学教育、文化娱乐的场所。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考古遗址公园和地质公园、森林公园在综合功能定位上是基本相似或接近的。首先它们都是在保护国家资源的前提条件下开展科研工作的基地,其次它又是向广大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故兼具科普教育和休憩的功能。
      随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机制的建立,我们必须意识到考古遗址公园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考古遗址和公园或园林概念的叠加,以往的考古遗址是单一的考古工作基地,可视为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精神家园,它的属性相对单一,而围绕它编制的保护规划目标也相对的单一和明确;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就意味着考古遗址不再是考古或文物工作者独自拥有的园区,它要开放,它将成为广大公众共享的空间和场所,但保护仍然是第一要务,因此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设计定位和目标必须兼具保护、科研、教育和休憩的四大目标,并以保护为第一要务和核心目标。

  四川考古在中国考古史的发展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外国学者在四川考古。我国1949年后的第一次考古也在四川。二十世纪80年代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更是引起了世界性轰动。进入新世纪后,四川又成为中国基本建设中最大的考古工地之一。而随着当代四川考古人在公众考古、考古探险、考古创意等领域的积极探索,学术界和社会对四川考古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本报讯 4月8日至13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唐天标率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组抵达四川,进行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工作。在为期一周 的时间里,检查组先后赴成都、南充、绵阳检查文物保护法执行情况,并就如何进一步落实法律实施听取意见和建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陪同检查。
  
      在四川期间,检查组分别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绵阳市人民政府、成都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贯彻文物保护法情况的汇报,并实地检查了都江堰古建筑群、阆中古 城、北川地震纪念馆、成都大邑“中国博物馆小镇”等多个文物、博物馆单位,并与基层一线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进行座谈。在4月9日召开的四川省贯彻实施文物 保护法情况汇报会上,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黄彦蓉向检查组介绍了四川文物保护情况。

  讲座上,高大伦把四川的考古发展分为“考古四川”和“四川考古”两个阶段。“考古四川”主要指外国人和其他省份的学者在四川的考古,而“四川考古”即指1949年至今的四川考古。高大伦回顾了外国人在四川的考古发现,即1914年谢阁兰的崖墓(蛮洞子)考古到1929年葛维汉对三星堆的发掘。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战争原因,众多考古学家进入到四川更是揭开了考古四川的新篇章,并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

來自:中國文物報2012年4月12日   鏈接:

      近年来,四川通过广泛文物保护法制宣传活动,增强了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法律意识,完成全省39个重灾县245项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项目,如期完成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建成227座博物馆、纪念馆,金沙、三星堆等文物保护成果融入社会经济发展,文物安全保障机制得以加强。黄彦蓉同时表示,四川也存在文物保护法律 意识淡薄、文物保护和执法能力薄弱、文物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等方面的问题。她建议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文物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的惩处力 度。同时,进一步明确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加强对文物利用的法律规范和正确引导。
  
      唐天标代表检查组向与会者介绍了此次执法检查的主要目的。他说,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是在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督 促、支持各级政府和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改进工作,加强管理,推动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全面发展。文物是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见证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切实处理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他强调,在旅游开发等文物利用活动中, 一定要考虑文物的实际承载能力,确保文物安全。针对目前有些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存在“九龙治水”的情况,唐天标建议要明确牵头单位,使各部门职责分明,形 成合力。他在讲话中肯定了绵阳市通过进行文物中心库房建设,对基层文博单位暂时无力保管重要文物集中统一代管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在成都、绵阳的汇报会上,检查组还就文物市场流通和民办博物馆建设、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等议题重点听取了相关方面的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茂东等六位检查组成员分别就各自关心的文物安全、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情况、文物保护科技支撑情况进行现场提问、四川省文 化厅、文物局、公安厅、住建厅、成都海关,绵阳市人民政府等相关负责人给予现场回答和补充汇报。

  四川考古的年代序列初步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四川考古人的努力,从五十年代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资阳人”到新世纪所发现的“金沙遗址”,期间的众多发现也逐步勾勒出了四川考古的年代序列,时间绵延超过20000年。

本报讯 4月1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克明率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等参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组抵达湖北武汉;4月12日,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率领,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等参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组抵达江西南昌,分别开始了对湖北和江西的文物保护 法执法检查工作,详细情况,请关注后续报道。 (本报综合报道  记者冯朝晖 孙波 郭桂香 马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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