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全面开展野外夯土长城日常监测工作,公

作者:世界史

        随着嘉峪关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工程一期工程建设接近尾声,遗产监测预警管理平台建设及便携式监测设备采购已全部完成。针对每一项便携式监测设备制定了专门的监测计划及监测方式方法,从6月29日起全面开展便携式监测设备的定期监测工作,确保所有仪器设备运用到遗产监测工作中来,最大限度发挥效能,同时也为下一步制定精准可靠的预警值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文化遗产语境下的文物保护与利用,以及理论与实践上保、用统筹、互动的案例和探讨,无论对于文物工作自身还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都是一个需要直面的话题。一方面,关于文化遗产资源属性、价值取向的科学认知,不仅有利于强化文物工作以保护为重心的总体布局,而且促进了文物利用的合理、适度、可持续,激发了文化传承的自省、自觉、自励。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世代相袭、永续传承的理念,正在日益推动文物的研究、展示和传播、留传,向更广泛的受众面、更长远的未来世界延展。但与此同时,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之间正相关的良性互动、逆相向的矛盾抵牾也时常交替显现,因此有必要在认识和实证层面进行一些探讨,指出问题所在,提出应当秉承的正确理念,以促进文物工作的健康发展。

  “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弗兰西斯·培根

  今年5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牵头,各文物保护单位专家组成的检查组来到嘉峪关检查指导遗产保护工程及监测系统工程建设。嘉峪关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针对专家提出的问题,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经过现场实地调研,结合到位的便携式监测设备,制定了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关城监测站监测流程、野外夯土长城监测流程、日常巡查制度及便携式监测设备使用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

  素有燕京八景誉称之一的“卢沟晓月”,桥体和石雕栏板、望柱上的一众石狮,蕴含悠久历史文化,见证全面抗战爆发的中华民族大事件,保存完好,如何利用?继续作为交通设施荷载通车是用,辟作文物史迹开放观览也是用,杀鸡取卵、拆除卖钱还是用,文明国度,孰轻孰重,不辩自明。

  作为一门通过研究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考古学在诞生之后的不到200年之间即重塑了人类对历史的认知。在中国,萌芽于上世纪初的考古学研究更是在重建中国古史框架和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传播和共享上的障碍,人们对这种重要作用的了解并未达到专业研究者的期待。许多公众对中国夏代以前历史的认知仍旧停滞于无法考证的神话传说,甚至是一些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也因对艰难晦涩的考古材料无法消化而严重限制了研究进展。正源于此,部分考古工作者不甘于被学界的曲解和公众的忽视,而致力于推动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共享,以期实现考古学成果和学科价值的更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考古学”作为一个载体浮现出来。

  在便携式监测设备采购到位后,经过数次设备原理、操作技能及数据处理等立体式全方位培训,现已完全具备条件开展日常监测工作。

  见证滇西抗战惨烈历史的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安厝着数千名抗日阵亡壮士的英灵,其忠烈祠、纪念塔、烈士墓等保存齐整,满园草木葳蕤繁茂,是用于开放凭吊、以启后人,还是举办KTV、娱乐城,终日歌舞升平、喧嚣纷扰,令民族英烈难以安魂,但凡良知不泯,似也毋庸讨论。

  什么是“公众考古学”

  目前嘉峪关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已逐步形成了预警平自动监测、便携式监测设备定期监测和人工巡查相结合的系统化监测形式,各种监测方式互相补充,组成了一个较为科学严谨的监测预警体系。

  规模空前、陆续收官的山西南部元代以前早期建筑保护工程,一处处殿堂、院落修葺之后,是关闭门户、任其空置好?还是敞开大门、利用起来好?自然规律面前,古建筑不加使用将会比正常使用更易衰败,用起来则可延长建筑构件寿命的朴素原理,使得以往堪成疑问的命题,今天恐也无须再议。然而,古建利用中的方式、方法如何选择,以及使用的合理、适度又将如何把握等等,若征询相关各方的意向,见解就会迥异。这是为什么呢?

  同考古学一样,萌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公众考古学”也属于一种舶来品,关于其定义和内涵至今尚无一种统一认识。“公众考古学”一词最早见之于1972年Mcginsey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其本意为依赖于公众的支持来说服立法者和开发者保护考古遗址或者减轻对这些遗址的破坏。此后,“公众考古学”被赋予更丰富的内容,比如考古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管理保护等等。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公共考古学课程设置中,我们能看出相关研究人员眼中所认为的公众考古学所应涵盖的内容,即考古学与公众关系的历史(比如古物研究、业余考古行为和考古“职业”的发展)、金属探测和寻宝、文物交易、考古资料的归还、广播、流行文学、出版以及电子媒体中的考古、对遗址和博物馆内对考古的公众展示的评论、考古遗址和旅游、流行考古学(比如新异教信仰、宇宙考古等)与学术派考古、社区考古、土著考古、考古学与身份认同(超国家、国家、地区)等内容都被纳入公众考古学范畴。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一些考古从业者也开展了一系列实践以推动“公众考古学”的开展。1973年,大英博物馆的对外开放被看成是最早的考古文物公共展示机构的公共行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期间定期向当地公众举行现场发布会渐趋成为一种习惯行为。在美国的考古工地上,一种由系列讲座、展示、表演和联欢等内容组成的“考古节”为考古工作者和公众进行沟通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来自:国家文物局网站)

统筹中的抵牾: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对立统一

  在中国,所谓“公众考古学”真正作为一种理念被介绍至中国是本世纪初以后的事情。2002年,宋豫秦发表《走向公众的考古学》一文,指出了受传统思维模式禁锢下的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三个问题,即学科自身固步不前、学术成果对其他学科贡献率低、公众对考古学认可率认知率低等问题,他呼吁学界给科普类考古著作者松绑;2003年3月,一些考古工作者和传媒从业人员联合在京召开了“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就如何促进考古信息在学术领域内传播(主要是指考古报告编写问题)和利用传媒工具向公众传播考古学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同年9月,曹兵武在《中华读书报》上发出了“中国亟须建构‘公众考古学’”的呼吁;2005年8月,陈洪波在《中国文物报》发表《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对“公众考古学”发展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2006年,郭立新、魏敏在《东南文化》发表《初论公众考古学》,对西方公众考古学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如何将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自己的公众考古学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2007年,周晖、方辉译校了美国公众考古学研究者尼克·麦瑞曼在其主编的《公众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公众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将国外学者对公众考古学的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认识,诸如公众考古学的提出背景、内涵、研究目的、所需面对的问题等进行了介绍;2008年以来,拥有留英考古遗址管理教育背景的青年考古工作者范佳翎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推广“公众考古学”理念,并试图说服一些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开展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尝试。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了公众考古研究中心,一些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开始将公共考古或公众考古作为自己的主攻内容。

  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一贯强调原汁原味保留、真实完整保存文物的历史信息及其价值,在确有必要或迫不得已对文物本体采取抢救、修缮或修复、养护时,也要注重理念、方法、措施的恰当应用,包括最低限度干预,最优材料、工艺、技术选择,以及相关文化传统的保护继承等。

  虽然至今尚无人对什么是公众考古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甚至对究竟译为“公共考古”还是“公众考古”而纠结不已。但中国考古从业人员就“公众考古学”所应涵盖的内容已大致形成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共识:1.重视考古知识普及;2.加强与传媒界的互动与合作;3.适时向当地开放考古发掘现场;4.重视考古发掘成果的共享。基于这些共识,一些地方的考古机构、从业人员、甚至是专业记者开始尝试多种形式的“公众考古”实践活动。比如,一些由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编写的考古科普类文章或著作——《考古三峡》《往古的滋味》《经历原始:青海游牧地区文化调查随笔》《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等陆续见诸于世,作者们尝试着一改通常所用的艰难晦涩术语,而用尽可能通俗、简单的语言向普通公众介绍一个个考古发现和它们背后的故事;一些由社会传媒参与的考古现场直播开始吸引起众多公众的眼球,老山汉墓、抚仙湖、南海一号、双墩汉墓等一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还有一些地方的考古现场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解除工地上的围绳,对普通公众现场展示发掘过程……“公众考古”的必要性 “公众考古”活动的开展虽然吸引了越来越多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但一直未能得到多数主流考古工作者的认可。虽然他们承认,“专业研究和知识普及是任何一门科学领域所具有的双重任务,利用考古学资料进行社会普及教育是考古学家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将“公众考古”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儿科行为。对公众考古活动虽不反对,但作壁上观更多;对倡导者虽不至于嗤之以鼻,但也确实有些敬而远之的味道。而这种对“公众考古”的漠视与忽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有着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存土壤的:其一,由于所处经济生活的落后,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在改善生活、填饱肚子,而对文化生活的“漠视”;其二,由于长时间的灌输式教育,公众对收到的像考古这样专业的信息会习惯性的相信而不是质疑;其三,公众缺乏权利意识觉醒,认为考古活动跟自己的经济生活和税收扯不上一毛钱关系。

  然而,保护并不是文物工作的所有或全部,文物保护也不可能一直处于专业工作者纯而又纯的真空世界里,立足于保护前提下的利用,始终伴随着保护而贯穿于文物工作的全过程。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文物利用又因其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利用中文化生产、经营开发、商业活动的创造性、个性化不断翻新、扩张,而终致利用在被视为文物工作的重要方面的同时,不得不加以合理、适度的规范甚或是限制,于是文物原有功能延续的可行性、当代功用赋予的适宜性便被引起关注,文物利用的公益性、可持续性特别是利用方式的安全性、可靠性,也因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备受指摘。在此情势下,政府部门、主流观点更愿倡导文物的研究、展示之用,鼓励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传播,且更期望全社会谨慎对待其他利用方式有可能造成的文物本体受损,警惕设施添加、环境蜕变、安全承受等问题给文物带来的不可逆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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