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学修复,勾勒古蜀先民迁移轨迹

作者:世界史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出版。在该书中,他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又称“河间”)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将其译成“Silk Road”,中文译为“丝绸之路”。这是第一次出现“丝绸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国学者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将丝绸之路延伸至叙利亚。现在,“丝绸之路”已成为古代中国、中亚、西亚之间,以及通过地中海(包括沿岸陆路)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交通线的总称。由于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这条交通路线必须途经一段沙漠地带,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沙漠丝绸之路”(或称“绿洲丝绸之路”)。与这一名称相对,后来学术界又陆续提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等。那么,这些丝绸之路在历史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30年前,德阳广汉三星堆4000余件精品文物横空出世轰动世界,纵目面具等神秘的青铜器物,更是引发公众对古蜀文明的诸多猜想。随后,金沙遗址、宝墩古城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等相继发掘,证明古蜀文明并非孤立存在。
    近日,《四川文物》2016年第2期上公开发表关于什邡箭台村遗址的发掘报告,引发考古界、学术界关注。“什邡市箭台村遗址是在三星堆遗址以外,首次发现成规模的三星堆二、三期文化(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遗存,证明在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什邡箭台村遗址已是大型中心聚落。”报告揭开了埋藏在箭台村地下的神秘历史。
    箭台村遗址位于成都平原什邡市区西南,北距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约1公里,东南距桂圆桥遗址约4公里、距三星堆遗址13公里。分布范围跨元石镇箭台村、南桥村、城西社区和方亭街道办西外社区等行政村。2012年11月,什邡市箭台村金河南路施工中发现文物,在路基开挖沟槽两侧剖面,暴露出数个灰坑。随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管所共同于2014年、2015年结合勘探情况,在不同区域进行了试掘。
    箭台村遗址内出土陶器种类繁多,规模较大。同时,还出土有三星堆时期很典型的黑皮陶高柄豆、鸟头勺把等器物。“遗址内出土的陶片类型70%也与三星堆相同。”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三星堆文化的来源问题,各方多有猜测。近年来,在三星堆遗址周围发现有数十处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遗址,但这些遗址都晚于三星堆遗址的二、三期。“大规模发现三星堆鼎盛时期的器物,主要还是箭台村遗址。”
    考古专家确认,箭台村遗址是三星堆遗址之外三星堆文化分布最广、出土遗物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聚落等级最高的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并行发展。
    “从桂圆桥遗址,到三星堆一期,先民完成了从山地农业到平原农业的漫长变迁过程,从粟作到稻作转化。”刘章泽介绍,桂圆桥遗址浮选结果时,发现了水稻、黍和粟。这些植物样本包含了记录成都平原生态变迁的重要证据。
    据介绍,桂圆桥遗址年代大约为距今5100年-4600年,早于三星堆一期文化,其陶器特征与甘肃大地湾四期、武都大李家坪、茂县营盘山、汶川姜维城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今年4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宣布:距今4600年-4500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遗址是早于三星堆、甚至宝墩的成都平原最早古城。
    这一系列的发现,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迁移轨迹:他们最初在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建立聚落,直到解决了水患以后,才从周边的高山地带迁移到平原腹心,从而创造出灿烂的三星堆、金沙文化。
本报记者 朱雪黎 整理
(来源:四川日报)

15年前的1997年仲春,大学毕业后刚到湖北省文物总店工作的我受单位委派,赴江苏扬州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首期古陶瓷修复技术提高班的学习。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古陶瓷修复。要到“技术提高班”学习,我心存忐忑,懵懂中乘船顺长江而下,来到了古城扬州,走进了位于文化路的培训中心小院。不曾想我竟以此为引,开启了与古陶瓷修复结缘的职业生涯。
  扬州培训中心的小院由前后两栋二层仿古风格的小楼围成。学员的起居和学习主要在后楼进行。男学员都被安排在一楼住宿,三人一间;老师和女学员则在二楼。一楼东头的会议室被改造成修复工作间,用于教学和实际操作。我们这群人就在此度过了三个月的学习和生活。
    这个班的学员一共26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以及当时尚未回归祖国的澳门的23家文博单位。学员年龄最小的20出头,最大的接近55岁。修复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已经在带徒弟,有的如我一样还是一张白纸。导师为上海博物馆的蒋道银先生。蒋先生舞台美工出身,凭着兴趣和执著,在古陶瓷修复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初见先生,风度翩翩,特别是头发半长齐耳,颇有艺术家气质,先生自称发型为其夫人设计、操刀,轻易不能改动。时任扬州培训中心的正、副主任分别是汤伟建、朱戢两位先生,他们主要负责班级的日常管理,也参与教学。前者稳重少言,后者豪放,老远都能听到其爽朗笑声。培训中心的门房师傅是位瘦瘦高高、头发花白、扬州口音很重的老大爷,他负责收发学员信件和接转学员电话。
  为了照顾没有修复基础的学员,培训中心在课程设置上以技术普及为重。学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理论学习阶段,主要是陶瓷发展史、陶瓷制作工艺、古陶瓷鉴定、陶瓷修复发展史等,授课老师为古陶瓷鉴定专家张浦生先生和朱戢先生。这个阶段的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短,一共才一个星期,即使是张浦生先生的课也只给安排了短短一天。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第二阶段,即实际操作阶段。我们每个学员都自带了青花、粉彩、颜色釉破损瓷器各一件,培训中心为每个学员发放了一个小工具箱,里面盛放着修复过程中要用的胶水、漆料、矿物颜料、毛笔、砂纸等。每个人还配备一个工作台,两两对靠。在蒋道银先生的指导下,我们从最基本的清洗工作开始,再到黏接、补缺、打磨、上色、做旧,分步骤、分类型地学习古陶瓷修复技术。

  一、对各条丝绸之路的基本认识

      第一次动手修复一件古陶瓷,我显得十分生涩,返工是常有的事,好在有蒋先生和其他有修复经验的同学毫无保留的传授。他们以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初学者:古陶瓷修复技术不是一门速成的技术,它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只要做个有心人,加上坚持和不断总结,终会练就高超的技艺。修瓷就是修心,着急不得。15年后我再回首自己的过往,他们所言情真意切。
      在培训班的日子里,除了每周周日休息外,其他时间都在修复工作间里度过。教学是开放式的:蒋先生在其间来回走动,观察每位学员的进度和处理的手法。做得不对的就会亲自做示范,做得好的会招呼大家聚在一起看一看,点评一下。学员们之间也能互相请教。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97年6月15日结业典礼在修复工作间举行。首先蒋先生逐个点评我们的修复成果,都是赞美之词。现在想来至少当时我修复的东西是“拿不上台面”的。先生意在鼓励。接着蒋先生说道:“这门技艺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希望你们能回到各自单位后,努力钻研。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打电话给我,我不会保留,因为你们是我的第一批学生,因为我们共同生活了三个月,我们情谊深厚。”在场的每个人都深受感动,鼓掌的声音响彻整个院落。在修复工作间门前留下合影后,当天下午我们便集体前往上海,参观完上海博物馆后各自回归。
      15年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度过,回想起来仿佛换了天地。有人说中国人的这个15年过得比过去的100年还要稠密。15年前,要在公用电话前排队打电话。带女朋友出去玩,自行车不跌份。而如今人们逛街不用腿,用鼠标。包里揣两个手机,一个打,一个玩。带一家老小休息放松要自驾游,越远越好。这15年,古董、艺术品全面走向市场化运作,逛地摊、鉴宝、拍卖,把每个中国人弄得不亦乐乎。文博专家们也走出保安把门的深院,变成了耳熟能详的公众人物。当初曾经聚集在一起的我们也被如此迅猛的时代大潮裹挟,演绎着每个人的人生故事: 26名同窗大多放弃修复,选择别样的精彩,而一直坚守的7、8人都已成为行内公认的专家;八十岁的张浦生先生过着半年在澳洲休养,半年在全国各地讲学、赏宝的贤仙生活;蒋道银先生从上海博物馆退休,继续古陶瓷修复技艺的推广和教学,去年登上央视科教频道《人物》栏目,致力于将古陶瓷修复技艺申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汤伟建先生北漂,闯开新天地,成为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中心高端项目部客座老师,并在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栏目任专家鉴定委员,算是学术界与娱乐界的跨界人士了;朱戢先生荣升扬州文管办副主任、扬州佛教文化博物馆馆长;走过青葱年代的我也已娶妻生女,由“菜鸟”变为大学客座教授,向文博专业学生传授古陶瓷修复技艺……
      来自: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18日 链接:

  丝绸之路有多条,目前学术界认为主要有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或称“南方”)丝绸之路。出现多条不同的丝绸之路是因为它的时空特点不相同,历史作用也不一样。

  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新疆,再向西是南西伯利亚、中亚的北部。它始于四五千年前,也许更早。这条路是因当时的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活动而形成的。早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当然这种交流是游牧民族生计活动的“副产品”。秦汉时期以后,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了,这条路就变成一条“辅路”,所起的作用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现在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沙漠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笼统地说,此路自陕西西安经甘肃、新疆,出境后经中亚、西亚至南欧意大利威尼斯,东西直线距离7000公里,在中国境内长达4000公里。

  沙漠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官方开辟的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就当时而言,“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是它的“副产品”。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要与西域(今新疆)36国及中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西域地区的酋长们也渴望摆脱匈奴的统治,加入到汉王朝统一的国家政体中。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沙漠丝绸之路是因丝绸贸易而形成的,但是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西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的目的,不是为了贸易。那时,通过这条路线来中国内地从事包括丝绸贸易的是中亚商人。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出土的骆驼俑的牵驼俑均为“胡人”,还没有发现一例汉人牵驼俑,这说明当年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是“单向”的。来往于丝绸之路经商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在洛阳出土的唐代胡商俑,及西安、太原、宁夏固原等地考古发现的粟特人墓葬,①再现了这个经商民族的特征。粟特人是进入中华帝国最多的中亚人。②

  西南丝绸之路又称“蜀—身毒道”或“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是从中国西南的四川成都、云南大理,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到印度,又从印度至中亚、欧洲。有学者提出,西南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东路、中路与西路。东路是由成都、贵州西北、广西、广东至南海;中路是由成都、云南、步头道、桑道至越南;西路有身毒道和五尺道两条,二者均经云南、缅甸至印度。

  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文化交流是其“副产品”。它的商贸活动主要在民间,比沙漠丝绸之路还要早。《汉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阿富汗就见到了来自中国四川的“竹杖”和“蜀布”,这些东西是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然后又北上转运到阿富汗。③有学者根据近年来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等遗物可能来自印度,推测相对于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南亚次大陆有了来往与交流,也就是说,西南丝绸之路的产生可以上溯至夏商时代。

  由于西南地区铜鼓多,有人又将西南丝绸之路称作“铜鼓之路”。中古时代以后,因这条道路多运送茶叶,也有“茶马古道”之称。

  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航线最远可达印度南部东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④汉代中国境内的番禺、徐闻、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为重要。后来考古发现证实,春秋战国时代,从东亚经过南亚至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进行商贸活动,也有个别政府主导的“朝贡”“外交”和“文化交流”。这条丝绸之路主要不是贩运丝绸,从发现的沉船之内的“货物”来看,中古以后主要是外销中国的陶瓷。先秦至隋代以前,中国多是与西亚、中亚地区往来;南朝后期与波斯来往增多;唐宋元时期则以阿拉伯地区为多。中国唐宋元明时代的瓷器,在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多有发现,这应该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遗存。那时,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角,因此这条路又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这条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怎么知道古代有这条线路呢?“线”是由千千万万个“点”组成的,考古学正是通过对丝绸之路上若干“点”的发现,连接了已经淹没于地下、水下的“路”。

  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人类史前时代,东亚、地中海、中南美、南亚次大陆等地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上述不同“文化”发展出了东亚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中南美文明等,它们之间早在远古时期已经有一定的文化交流。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与先秦时代的农作物小麦、家畜的牛羊与马(这种马是古代印欧人首先在黑海—里海北岸培育成功的)、交通工具的马车、金属冶铸、金器、玻璃器(钙钠玻璃)等,可能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响。东亚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在史前时代已经西渐。公元前四千纪后半叶,仰韶中晚期文化进入河湟地区和岷江上游;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叶,传入到黄河上游、川西北地区及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三千纪末,西进至新疆哈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与从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种,在哈密发生碰撞并出现融合。西传过去的也包括农业。⑤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古玉,有些玉石的矿物成分与和田玉相似,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于阗(今和田)就可能与中原发生往来。先秦时代以于阗玉石制作的玉器在内地考古发现很多。1974年,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土了500多件玉器,经过鉴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田玉⑥。也就是说,在3000年前和田玉料就到了东方。它传过来的线路是,从和田到吐鲁番,然后北上通过新疆北部,到了现在的甘肃、内蒙古,再南至宁夏,然后再向东,经山西、河北南部至安阳,然后再往东到了山东,这是和田玉在3000年前的传播路线⑦。与此同时,具有先秦时代特点的内地文物,也在西域遗存中屡次被考古发现,如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中国秦代漆器残片、战国时代“四山纹”铜镜等⑧。考古资料还显示,从甘肃进入新疆东部的古代先民并未停止西进的脚步,他们以哈密绿洲为基地,沿天山余脉南北两路继续西行,一路向北进入巴里坤草原、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另一路向西进入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盆地。

  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草原丝绸之路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在欧亚文化交流中仍然在发挥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以平城(今大同)为首都,建立了北魏王朝,并在平城开凿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石窟寺即云冈石窟。后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通到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辽宁等地,近年在上述地区的贵族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不少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波斯萨珊朝银币、拜占庭金币、伊斯兰玻璃器等文物⑨。

  公元4—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过去的。沙漠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鉴于西域三十六国与西汉王朝的友好关系与主动愿望,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汉王朝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设立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张掖郡四郡,尔后在今新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搞屯田,使西域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西域各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城址”是国家的政治平台。据文献记载,古代国家“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中国古代史上的“城”是政治平台,都城是国家的缩影,皇宫是国家的政治中枢。不同形制的城址是不同政体的反映。以楼兰地区为例,楼兰早期的城就其平面而言有两种,一种是圆形的,一种是方形的。在汉代经营西域之前,西域的城市布局主要是受中亚影响,城的平面为圆形;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城址发生变化,出现了内地特色的方城。方形城出土的遗物大多和内地基本一样,如文书和官印,它们是汉王朝在这一地区行驶国家权力的物化载体。西域汉代城址是汉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物化载体,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汉代城址有多座。其中以轮台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罗布泊和若羌地区的汉代城址较多、较重要。

  天山南麓的轮台地区最受瞩目的工作是寻找西汉在西域的早期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遗址,⑩一般认为今轮台县策大雅镇的乌垒城遗址即西汉时代的西域都护府遗址。(11)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轮台地区还勘察了阿格拉克古城、奎玉克协尔古城(柯尤克沁古城)炮台古城、黑太沁古城、昭果特沁古城、卡克勃列克古城等城址,其中一些城址发现有汉代遗物。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具体城址。(12)

  罗布泊和若羌地区是汉王朝在西域经营最多的地方,汉代的楼兰、鄯善古国都在这一地区。这里主要的汉代城址有布淖尔土垠遗址、LE古城、LA古城、LK古城、LL古城、“且尔乞都克古城”等。关于这些古城遗址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汉代城址关系,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有学者根据出土汉简等认为,古代楼兰道上的布淖尔土垠遗址,可能是西域都护府左部左曲候或后曲候的治所;(13)LE古城早期是楼兰国都,后期是西域长史治所;(14)元凤四年(前77),楼兰王从LE古城迁至若羌县城附近车尔臣流域的抒泥城,即“且尔乞都克古城”,作为鄯善国都城;(15)LA古城可能是西域长史治所或“楼兰之屯”的遗址;(16)LK古城可能是西汉伊循城故址、LL古城则可能是西汉伊循都尉府所在地。(17)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3000多米,这是焉耆盆地最大的汉代城址。关于此城址,学术界看法不一,有焉耆国都城员渠城、尉犁国都、焉耆镇城等多种说法。(18)

  北疆地区奇台县石城子有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城遗址,城址内出土过大量汉代文物。该城址有可能是曾设有汉朝官署的疏勒古城。(19)疆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争夺控制草原的前哨和基地。巴里坤发现的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纪功碑、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任尚纪功碑等,反映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这里进行国家管控的历史。(20)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亦称护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古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在城西北隅出土了唐代铜质官印“蒲类州之印”,还有工艺水平很高的铜狮、石狮、葡萄纹铜镜龟、开元通宝、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北庭故城遗址已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库车县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护府治所(亦为古龟兹国的伊罗卢城)——皮朗古城亦称哈拉墩;高昌故城,汉称高昌壁。两汉魏晋时期,戊己校尉屯驻于此,此后曾为前凉高昌郡治、麴氏高昌王国国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鹘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布局略似唐长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屯田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边远地区实施的一种国家军政管理与生产组织形式。屯田始于西汉时代的西域,汉代在西域屯田的屯军具有双重身份。(21)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与屯田相关的遗物、遗迹很多,如: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司禾府印”,说明东汉在尼雅一带屯田并设有专门管理屯田事务的机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罗布泊北的孔雀河北岸,发现的古代大堤用柳条覆土筑成,应为水利工程。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轮台县西南拉伊苏附近的轮台戍楼为唐代屯田遗址的一部分。

  新疆东部至今保存的坎儿井是内地农业与农业技术同时进入东疆地区的物证。坎儿井实际上就是《史记》所载陕西渭北地区的“井渠”。《史记?河渠书》记:“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22)“井渠”产生于西汉时代的关中地区,西传至新疆。

  由敦煌至库尔勒沿线筑有汉代烽燧,这些“烽燧”是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燧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域实施军政管理的物化载体。籍此可以说明,新疆早在两千年前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南疆的克孜尔汉代烽燧遗址见证历史重要性,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两年前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此相关的“河西走廊”上的汉代“玉门关遗址”、“悬泉置”及汉唐“锁阳城”遗址,也都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域考古发现的“汉文化”遗存非常多。文字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20世纪70年代末罗布泊地区清理出土了汉文简牍文书63件;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三期文化遗存(汉晋时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汉文纸文书;尼雅遗址发现8件王室木札,以汉隶写成。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这套制度传入西域应与屯守边疆的戍卒有关。汉佉二体钱的不断发现更是西域使用汉文的重要证据。

  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很多例织锦上的汉字。如1995-1997年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恩泽下岁大孰长葆二亲子孙息兄弟茂盛寿无极”“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罗布泊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孤台墓地发现织锦残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续世”“广山”“登高望”“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这些有文字的丝绸是汉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反映,它们可能是“朝贡”历史的物化遗存。西域地方首领对汉王朝的服饰十分重视与羡慕,(23)丝绸是汉王朝馈赠他们的重要“礼品”。他们生前享用,死后随葬。这些馈赠丝绸一般都出自当地高等级墓葬中。

  新疆发现的高等级墓葬的棺椁也反映出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1998年在若羌县楼兰古城以北出土的贵族墓葬的木棺,木棺头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金乌,足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蟾蜍,分别代表日、月。用金乌和蟾蜍象征日、月天象,是华夏文化的传统。中原帝王与贵族的墓葬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如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龙虎北斗图与龙虎鸟麟四象图、(24)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漆箱盖上星象图、(25)秦始皇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6)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天象图、(27)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28)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29)洛阳西汉墓中的星象图、(30)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31)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图,(32)等等。在新疆发现的这件两千多年前的棺椁,上面的彩绘图案显然是移植了华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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