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之中国,始于春秋时期废于雍正皇帝

作者: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官员和妓女,本来是社会地位悬殊的两种人,生活没有交集,但是,历史上,这两种人的关系曾经最为紧密。

梁启超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既区分又整合了一部中国历史,可以说这三个范畴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解释框架。在经过必要的修正之后,从1840年开始的所谓中国的“近代”,就可以理解为既是“亚洲之中国”土崩瓦解的过程,又是“世界之中国”(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逐步建构的过程。换句话说,中国的“近代”,一方面是一个原先的中央帝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危机四起的传统社会孕育和构建现代新型国家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彼此冲突、交织和纠缠,这就是“两个中国”之争。而以往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不过是这一双重过程中暂时的、不稳定的过渡阶段和状态而已。

自从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中国籍作家(赛珍珠生前曾加入中国国籍)再也没有获此殊荣;不过,获过提名的倒是有好几位,老舍、沈从文、林语堂、艾青、北岛、钱锺书、巴金、王蒙和李敖等。关于艾青被提名一事,由于他本人比较低调,坊间流传不多,以至于连文学界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妓女概念,似乎比我们现在所说,所理解的要宽广一些。专家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妓女有两大类,细分有五类。大的来说,有艺妓和色妓之分,前者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如同今日之文艺工作者,娱乐明星;而后者主要出卖色相,就是今日人们普遍认为的娼妓。但之所以把艺术家和娱乐明星归入妓女,是因为艺妓也经常卖身,只不过作为皇帝妓女的宫妓,经常是想卖身而不得。如果再细致划分,中国历史上的妓女由宫妓、营妓、官妓、家妓和民妓组成。宫妓是皇宫中服务于皇帝的妓女,营妓是服务于军队军官和士兵的妓女,官妓是服务于各级地方官员的妓女,家妓是达官贵人家庭供养的服务于达官贵人的妓女,而民妓,可能更接近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妓女,就是活跃于民间,“服务”于社会的妓女。在这五类类型的妓女中,前三类是国营妓女,按照现在的话说,是体制内的,她们地位卑贱,生活却相当优裕,编入国家正式编制,由国家财政供养,当然,也服务于国家和国家象征的皇帝与官僚的需要。至于后两类,相当于个体私人经济,体制外生存,不向国家伸手,不给政府添乱,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亚洲之中国”的解体,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讨论。首先,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二,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朝兴衰的周期,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已进入衰败阶段,无力抵御新型“蛮族”的入侵。第三,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边缘国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采取以军事征服为特征的大陆政策,加剧了“亚洲之中国”的崩溃,并一再干扰和压制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以下分别予以讨论。

诸多版本的艾青传记也都没有片言只语谈及此事。据笔者目前所知,艾青被提名开始于1984年。

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设立国营妓院,收取税金,据说是国家发展妓女事业的开始,后来汉武帝又创立营妓制度,让妓女作为慰安妇为军人服务,体现出雄才大略的皇帝善解人意,关心士卒性苦闷的仁慈心肠。而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唐朝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制度,风流皇帝唐玄宗更是扩大教坊机构,教坊艺人达到11409人;他还不满足于此,又设立梨园,极尽荒淫无耻之勾当。

1、“亚洲之中国”的确立

民间呼声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尤其唐玄宗设教坊、置梨园,统4万宫妓作乐以及和杨玉环风流韵事传遍朝野后,各级官员极为羡慕,纷纷仿效。地方上诸道、方镇、府司、州县军镇都设有官妓,每逢节日宴游,迎送官员,招待宾客,都要分配妓女前去歌舞陪侍。官妓营妓向长官无偿献身被认为是一种义务,她们中出类拔萃的往往被一二把手独占,营妓、官妓为官员们生出孩子的也所在不少。有的官将还为妓女争风吃醋,闹得不可开交。有的官员以妓女送人情,有的贵宾过境,就送妓女侍寝。有的官员看中某个妓女,也可借给他狎玩,如著名诗人,也是大官僚,也被后人怒斥为大淫棍的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珑借去玩了一个多月,他有不少诗歌充满自豪地记载了他嫖妓宿娼的行径。当然,官员们白嫖官妓营妓的同时,也决不会放弃到那些为社会人士提供服务的民妓那里寻求享乐,比如唐朝著名诗人杜牧在扬州担任书记时,常常出入扬州妓院,他的上司牛僧儒出于关心,暗地派人跟踪保护达数年之久。

在欧洲,罗马帝国崩溃后,再也没有一个权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帝国政府的角色:在西方,罗马教廷不过是罗马帝国的影子,查理曼大帝的统一则过于短命,到中世纪后期各民族君主国兴起的时候,欧洲的分裂已经成为传统;在东方,残存的拜占廷帝国简直就是古罗马的遗骸,并且这个遗骸还在不断萎缩:6世纪下半期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版图只相当于4世纪的一半,9世纪时又比6世纪减少一半,到13世纪末,拜占廷帝国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几乎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封建主义的欧洲中世纪,政治权力、经济剩余和意识形态话语由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国王及封建领主们所分割。按照《世界史纲》作者韦尔斯的说法,那时的欧洲是“獨立的贵族的镶嵌体”,到处建堡设防,遍地私战。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来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这是统治階級力量薄弱的表现),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便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周红兴在其写于1987年的《艾青传》中说:“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如西班牙的戈麦斯,巴西的亚马多,澳门的官龙耀,或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一致呼吁,诺贝尔文学奖应当发给艾青!”澳门的官龙耀曾在《澳门杂志》第一期即创刊号上发表大标题文章《提名中国大诗人艾青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原文为英文,谭炳铨译),文章洋洋洒洒,以生动而不乏感情色彩的文字,介绍了艾青的历史和近况,最后说:“艾青是世界性人物,他使最古老的文化能与全世界亲切地汇合……我们认为艾青适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此文之写作艾青应该是知情的,因为里面有艾青提供的照片。

唐朝官员嫖妓宿娼,出入妓院,勾搭妓女,作为风尚,一方面是皇帝的榜样示范作用,而另外的原因是,唐朝科举取士,诗赋是科考的内容之一,诗赋文章做的好,就可以当大官;而作为妓女,逐水草而居本身就是她们的职业特点,官员们就是她们丰盛的水草;而且,她们不仅仅是卖身,她们还卖唱,卖唱是卖身能够卖出好价钱的保障,因为唱得好意味着除了色相之外,还具有更高的艺术造诣,而这是文人官员更为看重的。但唱什么呢?这些金榜题名、才华横溢的进士出身的官员的诗词歌赋显然是她们求之不得的传唱佳作。对于妓女来说,与这些官员厮混,能得到官员写的诗词,又能通过这些官员的唱和提高知名度,对于官员来说,与比自己老婆漂亮得多,风情得多,文雅得多的妓女厮混,本身就是巨大的人生快事,能够证明自己人生的辉煌,而且还能通过她们的口把诗词传唱出去,这无论对于官员还是妓女都是双赢的策略。唐朝不少著名诗词既是妓女传唱的对象,甚至也因为妓女的传唱而更加流传久远。到了宋朝,那个著名的词人柳永,成为妓女们不惜重金争相服务的对象,只可惜宋朝已经反对官员嫖妓,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影响了他在仕途的发展,只好奉旨填词终了一生。

中世纪后期,统一的民族君主国开始崛起,商品经济也趋于繁荣。新兴的民族君主国一方面挑战罗马天主教庭的权威,另一方面则着手翦灭境内众多封建领主的地方势力。在剧烈的政治角逐中,引人瞩目的是君主与商人階級的联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那部深入浅出的世界史著作中这样写道:“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階級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

我不知道巴西的亚马多提名艾青之事,但我知道苏联作家协会理事费德林曾经在北京说,苏联文学界推荐艾青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并为此而作出自己的努力。阿尔弗雷多·戈麦斯·吉尔正是提名艾青为诺奖候选人的第一人,也是最为积极者,曾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投书寻求声援,从而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重视。

宋元时期,理学兴起,重视男女之防,对于官员狎妓有所限制,规定妓女只能为官员提供歌舞和陪酒这类活动,不能提供性服务,违者要受到各种处分。这种规定执行起来一定有难度,因为私下的交易似乎很难被发现。事实上地方军政行政长官私下命令地方官妓提供性服务的仍很普遍,不过,官员像唐朝那样公开要求妓女献身,并以这种交易为风流倜傥而骄傲自豪的风气,算是被转变了。到了明朝,朱元璋同样禁止官妓向官员提供服务,让一些官妓面向市场,向社会提供服务以增加财政收入。官员不能从妓女那里得到性服务,官员对于妓女的态度也开始冷落,官妓营妓的经费也成为问题,她们不得不向市场化服务转变,中国的妓女的市场化从此开始了,中国妓女以官营为主向民营主导过渡。

统一的民族君主国为商人階級的成长壮大准备了条件。一方面,封建的地方自治政权的消灭为开辟统一的国内市场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由日益强大起来的民族君主国所资助的海外冒险事业,则为商人階級获取了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以及源源不断的原料和人力资源。早期探险者们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家,但他们故乡那些弱小的自治城市,像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等,是无力向他们提供海外冒险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扩张事业在使西欧收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政治利益:世界的财富源源流入西欧,使一个商人-资产階級在教士、王权和贵族阶层之外迅速成长,并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近代政治民主和人權观念随之诞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资产階級政治革命,为同期稍后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准备了社会政治的条件。商人-资产階級曾经由王权所庇护,现在羽翼丰满之后又反转身吃掉了王权。

外国作家上书胡耀邦

到了清朝,雍正皇帝下令全国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妓女。从那时到现在,官员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但不可能被禁绝。只是,没有了国家财政供养的官营妓女供享乐,官员嫖妓如果不是自掏腰包,就一定是有人为了某种利益为他买单,甚至是贪污公款或巧立名目用公款做嫖资了。梁发芾

上述发生在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民族君主国内部的中央政权、封建领主和商人階級三者间的政治斗争,在欧洲范围内,直到19世纪才以商人-资产階級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階級而告结束。然而,与此相类似的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势力和商人階級的政治经济角逐,在中国历史上,早在此前一千多年的秦汉之际就已经发生过了——尽管结局在中国大相径庭。

最近,艾青夫人高瑛女士在翻找研究资料时,偶然在一本艾青读过的书中发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一封信的部分抄件。这部分是专门关于提名艾青一事的。文中写道:“耀邦同志:……我想提议提出巴金、艾青两人作为我们的代替人选,这样似乎更机动而适当。艾青在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在国际文艺界的声誉决不逊于巴金,其被接受的可能甚至还略多些。”此外还说这样“对艾青也公道些”,落款上的时间是“8月15日”。

简言之,在中国,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一方面是传统封建制彻底瓦解后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强权与地方割据势力(先是战国诸侯,后是同姓异姓诸王)之间长期的政治军事较量。应当指出,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或者统一与分离的不同趋势,始终是中国这种巨型国家的内忧。但是,从秦始皇兼并六国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再到汉武帝彻底削除封建诸侯王国的政治威胁,地方割据势力终于被平定,皇权-官僚階級的中央集权制度宣告完成,从此奠定了两千多年统一国家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通过西汉中央政府实行的土贡制度、官办工业制度和禁榷制度(筦盐铁及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排富商大贾”的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和商人階級亦遭致命打击。就这样,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階級不仅统一了政治权力,而且控制了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剩余。

抄件上还附了胡耀邦8月17日批的原话:“同意,会议上议一议。”笔者感兴趣的是信中所透露的一些信息和观点,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当时的语境。如,胡乔木是在什么情况下在此信中跟胡耀邦讨论此事的?胡乔木为什么要说“对艾青也公道些”?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皇权-官僚階級两面出击,在横扫封建割据势力的同时,也长期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商人階級的成长。需要指出的是,皇权-官僚階級之所以长期坚持抑商政策,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反过来,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之所以能长期绵延不绝,也恰恰是由于这些相关的政治经济因素在深层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简言之,在古代社会,商人階級不仅聚敛钱财,富可敌国,而且跨地区、跨阶层,具有相当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他们在平时大量兼并土地,瓦解社会经济秩序,并腐蚀各级官员;而在历史危机时刻,商人階級则可能脱颖而出,与皇权-官僚階級争夺政权。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多次都有商人階級参与组织发动,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商人階級在中央集权制度看来,无论是对其经济剩余的垄断,还是对其政治权力的控制,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皇权-官僚階級要维系自身的统治,抑制商人階級的成长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此事还得从阿尔弗雷多·戈麦斯这位热情的西班牙好事者说起。此人是汉学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是艾青的粉丝——给艾青写信的抬头用的是“十分崇敬”这样的字眼。他曾来北京,拜访过艾青。在那之前,他曾把艾青的作品翻译成了西班牙文。见到心仪已久的艾青,他无比激动。此人比较有心计,他把跟艾青的谈话记录了下来,寄给了很多地方的很多人。在他1985年3月3日写给艾青的信中说:“我们的会谈纪要在西班牙乃至西班牙美洲(指拉丁美洲——笔者按)已经广为流传并被人复制。”同时,他在西班牙乃至欧洲卖力地宣扬艾青,“今年5月我要在西班牙组织一次中国文化周,中国大使馆将从马德里来此主办。我将就您举办一次讲话(我已在这里作过三次报告,在欧洲也作过若干次)。”他到底翻译了艾青的哪些作品?又是如何宣传艾青的?可惜我不懂西班牙语,暂时无从查找有关原始资料进行考证。

更进一步说,商业以一定数量的社会剩余为前提,大规模商业的前提必然是大规模的社会剩余。而在古代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这种剩余,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剩余,当然是不存在的。因此,囿限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在社会剩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如果人为地发展商业,必然导致这样的后果:即社会强势集团巧取豪夺,强行剥夺弱势集团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从而人为地制造出“剩余”。商业在刺激生产,促进物资流通的同时,也是一种重新分割社会财富的方式。如果不加限制,商业的繁荣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古代社会,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达到了人口规模与土地资源的饱和状态,例如在汉武帝时期,中原郡国的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一百人,因此在当时就发展出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即在单位土地面积上最大限度地投入人力;另一方面,在古代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社会经济主要是一种“存量经济”,即总体上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者经济总量增长极为缓慢,从而根本区别于现代的“增量经济”,后者则是以工业革命以来凭借不断更新的物质技术掠夺式地开发自然为前提的。在这种脆弱的人口资源关系和存量经济的前提下,商业繁荣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古代社会缺乏其他投资目标,并购土地成为剩余资本寻求出路的主要方式。因此,贫富两极分化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引发社会动乱,造成纲纪不存,王朝倾覆。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曾经把资本主义称作一种“文化上的耻辱”。他说:“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因此,“重农抑商”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社会伦理,它实际上正是使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合手段来约束和规范商业资本的盲目力量,也就是说,既控制商业资本的成长规模,避免它对社会秩序的综合平衡造成破坏,同时又借助它的活力,刺激、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在20世纪的中国,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节制资本”的思想,毛澤東时代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资产階級的社会实践,以及1980年代所谓“鸟笼经济”的概念和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延续了中国古代上述对待“资本”的辩证方式。

在同一封信中,戈麦斯说“去年我曾向瑞典皇家学院的提名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持,倘若我得到了支持与合作,中国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个诺贝尔获奖者”云云。这表明,早在1984年艾青就被他提名了,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他对艾青的崇拜和艾青被公认的成就,他说:“凭良心和公正地说,我认为——同我的许多同行和国际上的评论家们一样——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它。”二是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如果您获得这项奖的话,对于我无限热爱的了不起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同时对其优秀的文化也是一个公正的裁决。”

回到前面的论题,在政治经济层面建立大一统格局之后,皇权-官僚階級在同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则罢绌百家,确立了儒学长期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由孔孟创立的先秦原始儒学,经过董仲舒杂揉道、法、阴阳诸家,在汉武帝时期完成了第一次综合,形成为国家官方学说。这种国家意识形态以“三纲”为轴心,以宇宙论为根柢,以伦理学为枝干,以政治学为果实,形成了一个完备而自足的思想-价值体系,为皇权-官僚階級的统一国家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源源提供精神支持。

戈麦斯还曾把这份纪要寄给了胡耀邦,他在信中说:“我将会谈纪要寄给胡耀邦主席和《北京日报》的出版人,并且告诉他们,您已成为诺贝尔奖的被提名者。”大概在给胡寄材料时,他还附了一封信,里面涉及到了提名艾青的事。胡没有亲自回信,而是把他的信转交给了中国作家协会,时任作协书记邓友梅给他回信说:“胡耀邦总书记收到了你的来信,他非常感谢你对中国人民、中国作家的热情和友谊,但是此事不属于党的总书记管辖的范围,便将来信转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因为这是我们职责内的事情。”关于艾青被提名一事,邓信是这样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曾数次来函征求意见,要我们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们也曾认真地向诺贝尔奖提名著名作家巴金和著名诗人艾青为候选人,并将他们的一些著作寄去供他们研究。因此,你所从事的工作同我们是不谋而合的。”

可以说,“亚洲之中国”的确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上,起于秦始皇,而完成于汉武帝,从此确立了中国作为亚洲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的地位。因此,对于外部世界来说,“中国”与“汉族”分别得名于秦汉,绝非偶然。总之,经过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势力和商人階級三方的上述角逐争斗,中国社会历史性地导向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这种极为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正是造就两千年辉煌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前提条件之一。强大的皇权-官僚階級不仅垄断了社会全部政治权力,控制了绝大部分经济剩余,而且支配着意识形态话语,借此窒息了一次次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控制了商业资本盲目膨胀的力量。与此同时,它成功地整合了全社会各种资源,从而有能力抵御自然灾害,特别是有能力抗击来自北方蛮族持续不断的南下攻势,维系着辽阔的强盛帝国,在它一次次解体之后成功地予以修复,使之避开了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分崩离析的命运。

戈麦斯在1985年3月3日给艾青的信中抱怨说,他提名艾青“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持”,邓信写于5月9日,是对戈麦斯的反驳:中国官方是支持的,而且已经落实到了积极具体的行动,艾青没有获奖,责任不在中国政府。的确,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很多,评奖的程序也相当复杂,不是戈麦斯一厢情愿的事。连诺奖评委都不敢说他推荐谁谁就能获奖。不过,戈麦斯作为西班牙人的热心和信心可以理解,也值得嘉许。退一万步说,诺奖是民间奖,不是官方奖。以笔者之寡陋,从未曾听说诺奖的评选要征得候选人所在国政府的表态。戈麦斯不免有一点点向艾青邀功的嫌疑。

正是在武汉帝时期,在整合了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以后,中央集权国家对横亘在北亚和中亚的匈奴草原帝国发动了战略决战。游牧民族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都不是自足的经济体,都需要同其他地区、国家或社会的经济体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如果是和平的,便是贸易;如果是强制的,便是掠夺。此前,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曾对南方百越诸族采取攻势,而对北方匈奴则不得不以长城为依托,采取守势。汉高祖消灭项羽后,“威加海内”,对强大的匈奴骑兵贸然发动进攻,反而为其所困。到汉武帝,经过近70年休养生息和积蓄力量,倾全国之力,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连续进击匈奴,终于使匈奴内部分崩离析。南匈奴降服于汉,逐渐汉化;北匈奴远遁,越过阿尔泰山,向中亚以北,经伏尔加河流域,于公元1-2世纪出现在里海以东到乌拉尔山之间,随后又大举入侵欧洲,并压迫斯拉夫、日耳曼诸部族西迁,终于导致西罗马帝国覆灭。

胡乔木为艾青“鸣不平”

应当指出,中国在汉武帝时期已大致抵达其文明区域的“自然疆界”,即以所谓“15英寸等雨线”为标志的农耕社会所能适应的自然环境,例如在北方和西北方向,“国防线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相反,罗马帝国最多是“因险设守”,例如在中欧,主要是在莱因河、多瑙河沿岸修筑城墙和驻扎军团,却始终未抵达当时农业技术能够适应的“自然疆界”。另一方面,中国在西汉人口已接近6000万,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最低估计为18%,最多为35%.这一巨大规模的人口在统一国家和儒学意识形态的主导下高度融和,在古代社会的条件下,作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已经足以抗衡或消化任何形式的打击。相反,对比西方历史,尽管公元前后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世界,并且在公元212年颁布敕令,规定凡居住在帝国的自由民均为罗马公民,但是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在区区几百年时间里,罗马帝国内部的民族融和与文化认同并未完成,即被蛮族大规模入侵的浪潮所淹没。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主要原因,导致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保持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从而与中国历史的走向分道殊途。

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信只标了月日,没有年份。高瑛女士推断是1985年,笔者推断是1984年。5月9日邓友梅既然已经说巴金和艾青为候选人,作为邓的上司的胡乔木怎么可能到了8月15日还在向党的最高领导“提议提出巴金、艾青两人作为我们的代替人选”?这不符合程序和逻辑。事实上,双人选正是8月18日胡耀邦等最高领导在开会时讨论的结果。

2、作为边缘的西方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1985年5月之前,或者甚至早在1984年,诺奖委员会曾数次来函征求中国作家协会的意见,要作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开始中国定的候选人可能就巴金一个人。1984年,戈麦斯向诺奖委员会提名艾青。中国得知消息后,上层非常重视,经过胡乔木和胡耀邦等的讨论决议,将候选人名单扩展为两人。如果以艾青直接取代巴金,是对巴金的不敬和伤害;且不说,当时巴金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长等,他本身在文坛的资历也比艾青早一个年代呢。

与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中国不同,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政治权力和社会生产的剩余被罗马教廷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和封建领主所分割。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方面,使中世纪后期的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享有较大生存空间(这是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欧洲在长时期内政治上软弱无力,经济上则无法积累大量的社会剩余,因而难以动员足够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使得西欧在中世纪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其实是在美的华人作家组成的一个提名机构)曾推选巴金角逐公元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虽然与中国作家协会关系比较密切,有时还遥相呼应;但由于官方的保密工作一向做得扎实,他们未必知道巴金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获中共中央提名诺奖候选人的事儿。

即使在欧洲开始其海外扩张的时代,在整合与动员社会资源方面,与当时并不强盛的中国明朝相比,欧洲民族君主国与中国统一国家在实力上的差别,也仍然引人瞩目。这一点,可通过比较哥伦布海外冒险与郑和下西洋而得到说明。

胡乔木对艾青的赏识肇端于1940年代,而且可能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现存的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提及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率船队七次出使西洋。船队在到达东南亚各地后,又驶抵印度,并远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最后一次远航时,船队拥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以及各种工匠、水手、民工等2万7千余人,共乘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长44丈4尺,宽18丈,可容1000余人,是当时世界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并且满载有金银绸缎和瓷器等珍贵货物。

乔木:

在郑和最末一次远航后约60年,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组成了仅有87人的远征船队。远征船队的旗舰“圣马利亚号”长仅12丈,宽仅2丈5尺。但是,这艘小旗舰与船队的另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相比还要大一倍。哥伦布船队与郑和船队在规模上的这种差别,缩影式地表明了欧洲刚刚崛起的民族君主国与当时中华帝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不仅如此,在古代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舍弃陆路而走向海洋,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选择本身就恰恰是一种相对弱势的表现。在中外历史上,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历史学家王赓武注意到,“汉朝时,皇帝的人马深入中亚腹地,直至现在苏联境内的穆斯林中心地区……与陆上相比,汉朝人在海洋上非常被动”。六朝时期佛教兴盛,中国人前往印度朝圣,其中很多人走的是海路。“然而,这一趋势主要是因为中国南部从陆路经由中亚到印度的路线被完全切断了。南朝前往外邦的唯一途径是渡海。”大陆上的强盛帝国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舍弃陆路,去铤而走险,挑战汹涌的海洋。反过来,“依照过去的传统,陆路断绝后中国的帝王一般要把重心转向海洋”。例如,宋代在中国航海史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特别是普遍将指南针用于航海,从此人类获得了全天候远洋航行的能力。但是,宋代航海技术的突破,恰恰是由于陆路上的连续挫败,致使以往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被西夏控制,通向朝鲜的传统陆路被辽金先后阻断,因此东南海上的航路便成为同朝鲜、日本、印度和阿拉伯地区交往和贸易的主要通道。

毛泽东

西方历史同样如此。公元1000年到1500年前后,伊斯兰世界继公元7、8世纪最初的征伐之后,进入第二个扩张期。1453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拜占庭帝国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1475年,又占领热那亚人靠近黑海的最后一处殖民地加法;1480年,则已入侵意大利本土。以往,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海陆交通线共有四条,但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这四条交通线,“俱为土耳其人所扼,欧洲人与东方之贸易,亦完全为土耳其人所垄断,乃不得不另觅航路。”因此,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壮举”同样是以他们在陆地上的连续挫败为背景的。甚至中世纪后期的十字军东征同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之间也具有相似的历史因果。美国经济史学者詹姆斯·汤普逊指出:“十字军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张,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活动。……后来地理大发现暑期及其后,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展,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需要补充的是,从1095年到1291年十字军向穆斯林占据的中东发动了八次远征,最后以他们在西亚大陆的殖民地全部丧失而结束,其后欧洲便经历了14世纪的经济衰落。因此,15世纪欧洲向大西洋的冒险也是以两三个世纪以前向东方的扩张惨遭失败为背景的,既然向东碰得头破血流,于是便转而向西开拓。这种情形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仍未改变。例如在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上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掠夺,大西洋航线和东方航线的开辟以及美洲的发现的确翻开了世界史的新页。但是,与此同时,在欧洲人对外扩张的背后,却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由东向西的更猛烈的攻势。1526年,土耳其人渡过多瑙河,打败了匈牙利王国;1529年,他们进军奥地利,兵临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城下。1500年前后,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并深入到中欧境内,对西欧构成半包围的态势。但是,对于欧洲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危机,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分裂造成了它的弱势地位,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不过是它传统弱势地位的表现或延续而已。

5月27日

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时代,西欧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是古代文明中心的边缘或外围地区,而中国在各个方面则堪称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典范。这一历史事实,早已为扬弃了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学术界所承认。

胡乔木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了艾青,并帮助艾青修改了文稿。“对艾青也公道些”云云显示了胡乔木在为艾青鸣不平,作为一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艾青在解放后所受的待遇并不高,在文学界他的地位尚可:中国作协副主席和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但在政治界,他只是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或许,在胡乔木看来,以“艾青在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在国际文艺界的声誉”而论,他理应得到更好的安排。艾青虽然在延安呆过,但与胡乔木关系并不密切,胡乔木与艾青和巴金两人的关系都不近不远,他的态度应该说还是不偏不倚。

萨米尔·阿明把现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外围概念用于解说古代社会的状况,他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列为成熟的纳贡制社会形态之一,把奴隶制的希腊-罗马、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欧洲和以远途贸易立国的阿拉伯地区等,均列为欠发达的外围地区。他的结论是:

前资本主义形态,不问其种类如何,都是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形态和一系列外围形态(奴隶制、封建和贸易形态)所组成的。……围绕两个很早出现的充分发展的纳贡制形态的中心,即埃及和中国,以及后来出现的第三个中心,即印度,各类外围结构逐渐形成并相互间沿着动荡的边界建立关系。因此,人们可以列出地中海和欧洲各外围地区(希腊、罗马、封建欧洲、阿拉伯和奥斯曼世界),黑非洲,日本,等等。

中国由于巨大的人口、物产、社会经济剩余以及丰富的文化创造和高度复杂的行政组织,作为古代文明的中心向周边辐射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例如在亚洲地区,“中国是各方面都已完备的模式——只要自然条件许可,这种模式就忠实地再生产出来:在越南、在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以及在朝鲜。”从古代国际经贸体系的角度,依附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也指出:“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是印度和中国。这种核心地区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在印度,这些制造业主要是称雄世界市场的棉纺织业……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依附理论的观点同样得到了世界史学者的认同,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另一方面,“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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