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里插木棒打滚痛死,避免跟人武力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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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一代宗师》剧照 叶问幼时天资聪颖,然体弱多病。7岁时,佛山咏春拳宗师梁赞的弟子陈华顺租用桑园设馆授徒,叶问便有幸拜其为师,学习咏春拳术。 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对此年幼弟子极为疼爱,自收叶问为徒后,则不再接受任何人士拜门学技,叶问成为陈华顺的关门弟子。陈华顺逝世后,叶问再随师兄吴仲素钻研拳技。 1917年,叶问远离佛山,赴港求学外文,随梁赞的儿子梁璧习武三年,尽得梁赞仅有的几位弟子的咏春精髓,又直追师祖咏春之神韵,因而当他再回佛山时,包括吴仲素在内的同门诸弟子在拳艺上都远逊于他。 民国政局稳定后,叶问自香港返回佛山,先任职佛山侦缉大队书记,后从伍蕃任广东防务稽查长。期间教授朋友及下属咏春拳,名闻佛山。 当时佛山每年都流行“秋色”游行盛会,以展示特殊的民族手艺,每年游行都是人山人海,更有来自外乡的游客。在一次的“秋色”游行中,叶问与表妹数人一起观赏“秋色”游行,突有一便衣警察上前欲对其表妹动手动脚,叶问以惯用的咏春拳手法,来个摊打齐发,即见对方当场应声倒地。对方气急败坏,起身拔枪,叶问转身握住对方的左轮手枪,并以其大拇指的力量,直压左轮手枪的转轮,竟然把手枪枪芯压弯,使其不能发射,一时在当地传为美谈。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38年攻占广东佛山,叶问的过人功夫,早被日本宪兵队闻悉,欲邀请其担任宪兵队的中国武术教练。一向抱守民族正义的叶问,当然拒绝日本宪兵队之请,日本宪兵队在盛怒之下,指派武术高手与叶问比武,言明如叶问打败则听命差使,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叶问只好接受比武。叶问用咏春拳,迫使对方突然失去重心,对方虽未中招,却是败相毕露,但叶问及时收马,跳出比武场。 比武后的叶问,担心激怒日本军阀,暂离佛山,暗地从事抗敌工作。而对于影视剧中描述的叶问教训外国人的镜头,据叶问儿子叶准回忆:“真实历史中,父亲并不愿意跟日本人接触。打西洋人也不是真的,父亲生前总是尽量避免跟人武力相向。” 因当时叶问不与日伪合作,导致生活艰难,故在1941—1943年间曾借得佛山永安路的“联倡”花纱店,在晚间教授友人及下属咏春拳,收得一批门徒。抗战后期,“联倡”停业,叶问便迁到徒弟郭富家居住。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问虽有一身武功,却放弃设馆授徒,在佛山曾任警察局刑警队队长,后升督察长、代理局长,曾亲手侦破佛山沙坊之劫案,并在升平路升平戏院内亲擒劫匪,更得上级赏识,在广州市担任南区巡逻队长一职。 1949年,叶问经澳门来到香港投靠表姐。来到香港后,经好友介绍,叶问认识了武术爱好者梁相。梁相即行拜师学技,并请叶问在九龙的深水埗港九饭店职工总会公开传授,时所学者不到十人。后由于叶问名声越来越响,求学咏春拳技者不断,叶问再三迁换场地于九龙利达街、李郑屋村、九龙兴业大厦,并分出晚间若干时段,到香港荷李活道执教,使咏春拳技推遍香港的每个角落。在众多徒弟中,最为出名的当属著名功夫影星李小龙。1954年,李小龙在利达街武馆内拜入叶问门下学习。 精通武术的叶问却并不喜争斗,淡泊名利,空闲多以饮茶、麻将为乐,还喜欢观看斗蟋蟀、斗狗,自在地享受着平常人的生活。1972年12月,叶问在香港病逝。

图片 2金正日与父亲金日成的合影 金正日,朝鲜建国领导人金日成长子,其母为金正淑。金正日经过名义选举,世袭了金日成的最高领导人地位,统治朝鲜长达17年。在金正日执政期间,曾经非常宠爱一位日本料理师藤本健二,伺候金正日有13年之久。藤本日前写了一本书叫“金正日的料理人”由扶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侧面来反映了这位朝鲜最高领导人及其家人神秘、豪华、奢侈的私生活。 在众多电影界人士面前,一声“人民演员于仁姬犯下浮华放荡之罪,以人民的名义处于枪决”的宣判后当场被执行枪决。据说她直到最后还在哀求“让我见一见领导人同志”。这一事件在朝鲜广为人知。 金正日的男女关系不仅存在于私人领域。他将自己无限的权力滥用在男女关系上,而且为保守秘密不惜牺牲众多无辜人的生命。通过夫妻间谍崔正男、姜渊静被捕事件已经证实,杀害李翰荣确实是金正日的指示。因此,暴露金正日的男女关系不属于侵犯私生活。因为他在男女关系中也滥用职权破坏他人家庭,将无数居民逼入痛苦的深渊。 据有关媒体报道,1982年,藤本应邀到朝鲜去当厨师,当时金正日便常叫他去做寿司,大约10天做一次。后来契约期满后,藤本回到日本。但是在1987年时金正日派人来日本找他,愿付原来薪水的2倍约60万日圆,请他到朝鲜去。金正日一见面就问他“是否从日本带了什么特别的东西来”。 藤本在朝鲜期间,经常应金正日的要求回到日本来补货,甚至有时在吃饭时,金正日突然说,“藤本,日本有一种放艾草的麻糬,明天给我去买来。”于是,藤本马上从平壤飞到北京,在北京机场就打电话给东京银座三越的“银次郎大福”,预约100个这种艾草麻糬来,然后晚上飞到东京,第二天上午买到马上飞回北京,马不停蹄。 藤本计算,一颗艾草麻糬如果连他旅费以及食宿费算入的话,每一颗是1千5百日圆.不过金正日非常满意地说,“日本的大福真的非常美味,为什么我们的厨师做不出来。” 金正日爱吃味道浓厚的中国菜,尤其是鱼翅,可以连续三夜都吃鱼翅。金正日吃得非常讲究,米饭要下锅前厨师与女服务生一颗颗地检查,每颗米粒都要形状完整、大小齐一,才让金正日吃。他也对味道非常敏锐,有次他对藤本说,“今天的寿司味道有点不同”。 但是,后来自己确认用过的调味品的量时,发现果然砂糖用得比平时少些,但是在座的人只有金正日发现而已。 藤本到平壤,金正日还配给他一个小20岁的歌手妻子,想绑住他,并要求他与在日本的原配离婚。金正日在早先几年相当宠爱藤本,让他住豪华有双厕的公寓,还给他买了奔驰车,与党中央干部规格一样,车牌都是“2-16”开头,因2月16日是金正日的生日,有这种车以及车牌才能进出金正日的招待所以及高干的住宅区。 藤本经常去许多国家为金正日补货,像是到维吾尔去找哈密瓜以及葡萄,也到马来西亚、泰国去找热带水果如榴连、芒果、木瓜等,到捷克去找生啤酒,丹麦则是去买猪肉,去伊朗以及乌兹别克买鱼子酱,然后到日本买鱼,也曾从澳门带龙眼给金正日,这是金正日首次吃龙眼。金正日特爱日本的山多利“帝国”酒,官邸中有很大的酒库,有世界各地名酒上万瓶。 伴君如伴虎,藤本趁机逃一去不回头。后来有一次在日本进货时,因为同行的北韩人用假护照而连带被捕,其后虽然金正日又找他回去平壤,但是因为电话遭窃听,以及金正日怀疑藤本可能已经成为日本的间谍等,所以在1999年以及2001年曾经遭到金正日冷落,金正日给他的东西都收回去,他的朝鲜妻子受不了也离开他。 后来,金正日还是忍不住找他捏寿司,但是他已经觉得这样的地方无法再留下去;在2001年时,有一天金正日看到美食节目,觉得海胆饭非常好吃的样子,藤本说“我只要去北海道的礼文岛买来,便可以做出一样的海胆饭给您吃。”金正日拿了1万5千美元让他去买,藤本便趁机逃出朝鲜,再也不回去了。 金正日很爱看日本电视节目,住处与招待所都装有“大耳朵”,不仅可以看到NHK等节目,而且还看得到WOWOW。有次金正日问藤本日本还有什么节目,藤本随便说“还有star频道”,金正日便说,“马上给我逮到star的电波”,果然过几天便看到了,后来因为有太多A片,而遭禁止。 金正日喜爱看日本电影,尤其是喜欢看山田洋次的“男人真命苦”系列,喜欢里面由浅丘琉璃子主演的一集。他说“日本最美的女星是吉永小百合”,他也喜欢山口百惠。 回到日本后,藤本最常被问到金正日是否晚上都接受专以歌舞取悦金正日的“欢乐组”的性服务,不过藤本的经验是金正日曾经当众要这些歌舞女郎全身脱光光地跳舞或是陪一些高干、大将等跳舞,但是他规定可以共舞而不能触摸女郎的肉体。 金正日的晚宴都有大将同席,喝了酒,大家也都唱日本歌,尤其是日本军歌。金正日的夫人高英姬与这些将军夫人们都常去国外旅行,像是日本的四国、北海道以及迪士尼乐园等。

图片 3 日本当局推行“慰安妇”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性病流行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开始实施这一制度。当日本在侵略东南亚各国时,又故伎重演。慰安妇在那样的岁月里到底遭遇了怎样巨大的痛苦,你曾了解过吗?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两个可怜的姑娘被几名喝醉酒的士兵多次轮奸至昏迷不醒。这群醉鬼觉得很好玩,就用皮带使劲抽打,要让她们两人“快快醒来”,还用各种硬物戳捣她们。 “麻叔”说的“董家沟”就是董家大院。这里的门牌是:龙陵县龙山镇董家沟二十八号。房子有两进,由正房、面楼、天井和左右厢房构成。大约是在1921年开始由董腾龙、董从龙两兄弟合资建盖,占地八百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全院有大小房舍二十三间,是滇西典型的土木结构走马串角楼二进四合院。雕梁画栋、精美华贵,木头雕花格子门窗上,金粉的烫花至今可辨。 听说日军就要到来,富贵而儒雅的董家老爷太太们带上所有的少爷小姐慌忙离开,留下一位长工守门看院。 日军进城来,很快发现这个隐秘而阔绰的大院,当军人的慰安所再合适不过。他们雷厉风行,马上改装房间,补充必要的家具和设施。等到做皮肉生意的阿云婆带着慰安妇走进门来,立马开始慰安性欲饥渴的日军官兵。 第一批来到董家大院的慰安妇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是日本职业妓女,有很好的待遇,可以自由出入慰安所。另外的十三人是被叫做“女子挺身队员”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受一定约束。 一时之间,在董家大院,从早到晚回响着木屐、皮鞋的走路声和日本语的说话声。房间里的桌子,摆上了日本运来的酒瓶、茶具、漆盘和药瓶,也摆上了女人的木梳、发簪、粉盒、口红、化妆镜子、手链、牙刷、顶针、纽扣和肥皂盒子。 日军发现,这二十多个女人并不能满足驻守龙陵县城千余官兵的需要。他们找来维持会长赵炳万,希望他组织人派送花姑娘。维持会长只得紧急派出汉奸,到各个乡镇哄骗、甚至强迫一些姑娘来到慰安所。 实际上,麻叔少年时代见过的“妓女”,不止住在董家沟。这个小县城,日军就设置了四个慰安所。除董家沟外,还在龙山卡、白塔村和一大户人家的宗祠,都安置了慰安妇。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把这些慰安所叫做“军人服务社”或者是“陆军俱乐部”“娱乐所”。 白塔村八十五岁的赵桂芝大妈说,她十三岁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到处找花姑娘,就赶快躲起来。她和小伙伴偷偷见过从董家沟出来的日本妓女,“脚上穿着木头鞋,就是那种小板凳面子,背面钉着两块小木头,她们出来逛街。”赵大妈还说,她有个朋友叫张芹芝,“比我大,生得比我标,年轻时候就亲眼见过日本人在苞谷地里强奸姑娘。她死掉几年了。要是你早些来,我可以带你去她家听她款。好些个人来找过她问这个事情。” 我问赵大妈,有没有听说有姑娘嫁给日本人?大妈一下子叫起来:“咋会?!躲都躲不过,还敢嫁给他们?” 那么,戈叔亚先生说到的那个田岛,怎么会娶到一个腾冲姑娘呢? 向腾冲的朋友李根志问起田岛寿嗣,他说1942年,此人三十八岁,担任腾龙行政班本部部长,管理腾冲、龙陵的军政事务。他积极推行“文治”政策,办起了日文学校,还把当时印刷《腾越日报》的印刷机搬到龙陵,准备最大程度鼓舞日军官兵去实现帝国“大东亚共荣”的梦想。除此之外,他最积极的行动,就是选址开办日军所需的慰安所。他把董家大院做成慰安所的模范工程,规定所有慰安妇和当地掳来的妇女都要在这里进行轮训、实习,学习日本礼仪、歌舞,甚至服侍男人的技巧。 他让董家大院正式挂牌“军人服务社”。 田岛经常着汉装,一身长衫马褂,和当地商贾乡绅一起吹大烟、搓麻将,打成一片。尽管他在日本有老婆,还是娶了蔡家刚满二十岁的漂亮姑娘,生了一个儿子。只是儿子出生的时候,田岛已被调往密支那,临走把儿子的名字留给蔡小姐,叫他田藤裕亚雄。几个月后,是略懂医术的日军翻译官白炳璜点着蜡烛接生,用刺刀割断婴儿连接母体的脐带。 “这个孩子呢?”我问李根志。 “在腾冲啊!现在老了,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婚姻,生下敌我混血儿的年轻母亲,被当作慰安妇押往保山、昆明,后来去了新疆。经过高黎贡山的路上,她把出生不久的婴儿,留给了一户姓彭的农家。 有一个传说在民间流传深远:战争爆发,缅甸的侨民纷纷逃难回国,一路上混乱拥挤,很多人只能在街边路旁歇脚或者过夜。日军和汉奸乘机去诱骗难民中走投无路的姑娘,说给她们活计做,能吃饱饭,还能领工钱。 有两个姑娘信以为真,就跟着他们来到董家大院。她们一个叫阿木娜,另一个叫罗飞雪。看见势头不对,坚决要求离开,不愿充当日军的妓女。 阿云婆威胁利诱一阵,她们还是不答应,就叫人把她们捆绑起来,还告诉日军士兵,这两个女人属于赠品,不必要花钱买票,可随心享用。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两个可怜的姑娘被几名喝醉酒的士兵多次轮奸至昏迷不醒。这群醉鬼觉得很好玩,就用皮带使劲抽打,要让她们两人“快快醒来”,还用各种硬物戳捣她们。 第二天早上,路人在董家大院外的水沟里发现了死去的阿木娜与罗飞雪,下体都被插进一截竹筒,灌满了已经凝固的污血。 我问起董家大院慰安妇的去向。彩玲说不知道,只有“若春”去了腾冲又上到松山这条线索。 现在的董家大院,已成为龙陵县“侵华日军慰安妇罪行展览馆”。馆长邱佳伟告诉我,1944年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时候,把城里所有的慰安妇押到观音寺脚下的汤家沟枪杀,或是强迫她们吞下升汞片。 逃难在外的人陆续回来。董家的人再次踏进自己的大门,一家老小全都目瞪口呆——院子和房间的地上,乱扔着那些已被枪杀或吞下升汞死去的女人留下的外裤、内衣和首饰。到处是杯盘和用过的瓶子、穿过的鞋袜。西边的正房,还有一个不知何种用途的木头架子。 过不久,董家人就明白,这个耗资巨大修建的家宅,竟被日军充当了慰安所!那个木头架子,是每个星期给慰安妇检查身体用的。还有人告诉他们,那个负责体检的军医,名字叫森山大实。 房子是在,没有像县城很多处民房被日军推倒,但侵略战争带来的这种特殊用途改变了房子的品质,也改变了董家人对这所房子的感情。他们一家人,终究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干脆另外找一片地建盖了新房居住。这大宅,也就空置起来。直到彻底修复,成为展览馆。 而对慰安妇的集体自杀和用木棒插入口中自杀的说法,在龙陵我更加怀疑,就向陈祖樑先生请教。 陈先生让我先读他刚送我的书里的一篇文章——《敌随军营妓调查》。 “当腾冲城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十多个敌人随军营妓,也被包围在里面。果真,我军登上南门城墙之后,面对着北门的一条小巷上面,常能发现三三两两的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那儿匆忙的经过。后来,攻击的包围圈形成的时候,被我军小炮及机枪封锁面上,也会见到一个个营妓花枝招展地在封锁口上经过,我军士兵停止射击,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回头一笑,姗姗的溜走了。”这是开头,作者潘世徴,是当年攻克腾冲城中国军队的战地记者。 他写到,“这种营妓制度,在全世界的军队,尚是稀有的事。于是在我军的谈话中,都像神话一样的传说着。”可是,当包围圈缩到最小,并没有看见传说中的五十多个营妓。“她们上哪去了?” 14日上午,也就是中国军队收复腾冲城的时候,“在一个墙缝之间,发现了一堆十几具女尸,有穿着军服的,有穿着军裤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们是被敌人蒙上了眼睛,用枪打死堆在一起的。”年轻的潘世徴不禁发问,“这些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被处以死刑,犯了什么罪呢?” 也就是在那个胜利的早上,中国军人抓到跑出城来的十三个军妓。审问时,一个会中国话的女人说自己是军妓院的老板娘,这些妓女其实是从朝鲜招收来的贫苦女孩。日军把她们“运送来前方,买她们的身体,每个星期被检查一次,有病的加以治疗。平日管理极端严格,白天是士兵的机会,晚上是官长的机会。”这几个营妓的花名叫八重子、市丸、松子和罗付子等等,但真实的名字是,崔金珠、朴金顺、申长女和李仁运。年龄最小的十八岁,最大的二十八岁。 陈先生说:“这几个人,就是腾冲城里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果说她们自杀,不太可能。你想,她们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就是因为有强烈的求生愿望,她们不会轻易去死。要是她们自杀,也是日军逼迫,吞下升汞,或者拉响手榴弹。说到那个嘴巴里面插着木棒的慰安妇,日军老兵早见正则证言,其他慰安妇吞下升汞,她就是不吞,有个士兵就从她的嘴里插进一根木棒,她疼得在地上打滚,两个多小时才死去。” 我无法想象那个可怜的女人承受着怎样的疼痛,只觉得心惊肉跳、手脚冰凉。 本文摘自:《女殇》,作者:段瑞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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