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要在巴西建一个新的中国,聂荣臻元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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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康有为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则逃亡海外,长达15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他都在做什么?靠什么养家糊口呢? 康有为曾在墨西哥大肆置办房产 自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到1913年归国,长达15年之久。 身处海外,心系吾国吾民,救国救民之心未改,救国救民之举未停。另外,当此之时,康有为登埃菲尔铁塔,乘热气球,访滑铁卢古战场,上纽约30层摩天大楼……所到之处,住最豪华的酒店,吃美味大餐,聘请当地人做导游和翻译,而且携家带口,前呼后拥。是谁为他提供旅费和生活费呢? 一方面康有为从保皇会支取了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和他善于经商密不可分。1906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当时首都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便利用各地华侨的捐款,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地价上涨许多。康有为从中获得10多万墨西哥银元的利润。 同年,康有为了解到在墨西哥开办银行的法规十分优厚。他认为墨西哥是一个新兴国家,需要吸引投资,此时在墨西哥开办银行,进而投资实业正是大好时机。因此,便一头扎进墨西哥的资本市场。1906年2月,他在墨西哥城完成了开办银行的所有手续。此时,两名墨西哥当地保皇会成员告诉康有为,墨西哥地价暴涨,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墨西哥银行推出了非常优惠的贷款政策,此时进军墨西哥地产市场正是时机。 1903年,康有为着手成立“中国商务公司”,数年间该公司在全球招股数百万之巨。他先后创办了香港公益客栈,主持建立中华酒店、渔票公司、墨西哥华墨银行、电车公司、轮船公司、芝加哥琼彩楼餐馆、横滨译书局等一大批公司,涉及领域庞杂,行业众多。 1913年,康有为从日本回国。广东省政府发还被清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一笔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康有为手里有了一笔现金,决定迁居上海。康有为明白资本在于积累和增值,于是,把广东的房产变卖加上政府的补偿,并以此为本金,在上海买入大批地皮。 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侵略中国,加上新政府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上海地价上涨迅速,康有为从中获得暴利。接着他又投资上海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大赚一笔。1921年,腰包鼓鼓的康有为在上海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豪宅,取名“游存庐”,富丽豪华,以“康公馆”闻名于世。 晚年的康有为在杭州、上海杨树浦、青岛各建了一座别墅。坐落在杭州西湖畔的别墅叫做“一天园”,占地30亩,历时4年建成。上海杨树浦的别墅叫做“莹园”,建成后便卖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天游园”是青岛小鱼山下汇泉湾畔的福山支路的一幢三层高的西式小楼,原来是德占时期的“旧提督楼”——德国总督副官的官邸。1917年、1922年康有为两游青岛,他说青岛“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中国第一”。1924年,康有为买下了这座德国古典式建筑,经过精心的整修和改造,显得豪华而气派。因为善于经营地产生意,康有为晚年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据推测,康有为55岁以后,康家每年的花费不下2万银元。 康有为要在巴西建一个新的中国 1897年,康有为想在巴西建立新中国: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康有为认为这是个“绝世良策”,关系着中国“种族生存”问题。 《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大清律例》:“捏造言论,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大清帝国的“言论”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存在一种专供民间人士“自由言论”的公共场所——大清帝国所有城镇中风险最小、成本最微、收入最稳定的生意就是找个敞亮的地方开一间专供闲聊的茶馆。同时,所有的中国人几乎生来就知道什么可以胡说八道,什么连说都不要去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觉、言论最规范的国家。 突然,皇上说“开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对他的子民们说:官绅士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言论自由,恕尔无罪! 就在穿着各色军装的洋官洋兵们忙着在大清帝国的各个海岸港口登陆和悬挂国旗的时候,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种类似大传单的东西满天飞舞,让几千年来一直敬重着纸张和纸张上的字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吉利,因为这样的情形让他们想起了出殡时漫天飘荡的纸钱。 在那个有关“言论”的暂短的黄金般的日子里,因办报而著名的城镇就有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桂林、澳门、重庆、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国的都城,官气阴重,报纸少些,只有《中外纪闻》和《官书局汇报》较有名气,而这两个报名其实又是一张报纸先后使用的名称。《中外纪闻》为康有为创办,双日出报,除了选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之外,报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 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中外纪闻》在创刊35天之后,被帝国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缔的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份一般的报纸,这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以“学会”的“学术”性质掩护政治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帝国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厌恶从此而来。 189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散布在大清帝国国土上的各种“学会”达五十多个。京师的“强学会”就是由殿试和朝考失败后心情恶劣的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一个最著名的学会。就凭发起人,便注定了它必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组织,而无论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转方式,实际都已如政党的雏形,而在大清帝国,“结党”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强学会”几乎可以称作是“贵族俱乐部”,会员全部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级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负责人,文人梁启超是书记员,而会长则是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会员包括文廷式、沈曾植、 丁立均等帝国朝廷命官,其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阀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在“强学会”的赞助者中,不但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这三位几乎控制着帝国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们各捐了五千两银子,而且还有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甚至连李鸿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战争的总指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强学会”的成员们杀他的心都有,怎能让他“入伙”?于是“坚拒”。 更为奇特的是,“强学会”得到了洋人们的坚决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强学会”的骨干分子,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是学会会员。 “强学会”的“会序”出自康有为之手,它不但犹如一个政党的宣言,而且还是一篇“骚体”的美文。在美丽的对仗之后,歌颂着中华疆土之广阔,物产之丰盈,人口之众多,气候之适宜,全球无比。最后,号召大清帝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发动群众。 查封“强学会”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义下达的。有人说这是慈禧强迫皇上这么做的,因为所谓“查封”实际被落实为了“改组”:“强学会”改称为“官书局”,《中外纪闻》变成了《官书局汇报》——如果要查封一个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民间组织而怕造成不良后果,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民间组织“转正”,让其成为一个吃“皇粮”的衙门,组织中的许多人因此能够成为衙门的官吏,这是帝国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个一用再用而且屡试不爽的绝招。 失望的康有为只有再给皇上写信!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主张在帝国政府机构中施行“议院制”——先不去探究光绪皇帝是否知道“议院制”是个什么东西,仅从康有为直接向皇帝提出的这个建议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国知识分子的思绪有多么的飞扬,而他们的理想和帝国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惊人——在大清帝国的紫禁城里设立参、众两院,能够如此设想的人自古也就是康进士了。 大清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经质的一群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的心理会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了:他们对帝国的态度如同对祖国的情感一样,不断遭遇在大起大落骤喜骤悲的旋涡中——昨天还顶礼膜拜心驰神往,今早又热泪迸发咬碎银牙。试问哪个肉体凡胎的神经能始终受得住如此的翻云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为从上海启程进京,身上带着一份他认为是极其重要、关系着中国“种族生存”问题的文件: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地点是:南美洲的巴西。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开巴西以存吾种”。 在大清的亡国事实就在眼前的时候,康有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终于想出来了“移民”这个绝世良策——即使中华国土沦亡了,转移出去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建立一个“中国”。 康有为真的专门为这件大事去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至少他还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员的协助。李鸿章听了这个建议,居然镇静平和地表示同意,然后说,这件事情需要和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那位公使先生还在巴西国内,等他来到中国再研究。至于巴西公使什么时候来中国,不知道。——李鸿章把康有为客气地送出门了。 为什么选择遥远的巴西?当时的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巴西的国家的? 请听康有为的解释:“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八百万,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康有为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人家巴西国愿意不愿意?

图片 2徐向前与聂荣臻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回忆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半个是陈。 聂荣臻为什么排在徐向前之后 红军时期,罗荣桓在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任一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在115师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任副师长即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罗荣桓在东北民主联军任副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一副政委,聂荣臻自挑一摊。 罗荣桓的资历在元帅中最浅,按理说聂荣臻的元帅排位应该列在罗荣桓的前面,因为聂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初期都是林彪的政委,聂荣臻还曾长期是罗的领导。抗日战争中、后期,罗荣桓、聂荣臻各是一个大根据地的主要领导。 要说两人最大的差别,应该是解放战争时期罗和林彪到东北,尽管他去东北的初期主要在大连和朝鲜养病,1946/7-1947/5这个东北战场的翻盘期他又在苏联养病;而聂荣臻没有和林沾边,这就影响到聂荣臻授帅时的排名。 事实上,罗荣桓首次排名列在聂荣臻之前就是在伟大的辽沈战役之后,即在平津战役的总前委中。 1949/3罗荣桓又开始养病,没随四野大军南下。而聂荣臻进入他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因而在这段时期内,聂的作用和功劳要比罗大。 从罗、聂在元帅中的排名次序,一方面可见林彪统帅东野和四野所取得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可见三大战役后大局底定。否则,以聂荣臻在中国革命史上长期是罗领导这样一个地位上来看,再加上建国前后聂的作用和功劳要比罗大(聂进入新中国的中革军委,罗没有)这个事实,罗不可能在“54军委”和元帅中排名超过聂。 再看一下聂荣臻和徐向前的对比。徐向前和聂荣臻属于不同山头,尽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聂的地位和功劳总体上高于徐,但红军时期聂远不如徐,而且徐是四方面军的一面大旗,所以徐向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总参谋长,聂则为副总参谋长,这个任命可以看作授衔时徐排聂前的先兆。 聂荣臻和粟裕的关系如何 粟裕与聂荣臻同在总参谋总部搭档时,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担心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事情太多,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 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荣臻的意见办理。 不想毛泽东对此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聂荣臻因此不得不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于是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 毛泽东不仅在粟裕的检讨上批示“检讨很好”,还把粟裕和聂荣臻在总参的工作做了对比,认为“粟在半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的多”,同时他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 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传阅,这引起了聂荣臻很大的误会。 多年后的1958年7月17日,聂荣臻批判粟裕时,便直接点出他的罪状之一是“告阴状”(见《1958年7月17日聂荣臻批判粟裕的发言》。 聂荣臻与彭德怀、陈毅等人一起,最终给粟裕扣上了“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最后还上升到“里通外国”与“军队的坏人”,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粟裕的看法与信任,使之撤销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降为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闲职,从此打入“冷宫”。 1979年,粟裕在陈云、叶剑英的支持下,提出申诉报告,请求中共中央给自己1958年的冤案平反,但直到去世依然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其时,彭德怀、陈毅早已不在人世,仍然健在并身居高位的只有聂荣臻。 1980年春节,粟裕登门拜访聂荣臻,汇报了自己已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并请求他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宽慰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但他实际上并未真的准备“说话”,杨尚昆曾专门为此事同聂荣臻商量,问他怎样处理?聂荣臻却说:“我考虑考虑。” 杨尚昆因此对请求平反的粟裕夫人楚青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怎样处理?怎样不引起新的矛盾?”楚青说:“那时的当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杨尚昆马上说:“当时有意见的现在还有在的嘛!聂嘛。搞得不好那头又起来了。” 聂荣臻这一“考虑”,加上别的因素,粟裕也就只能带着遗憾见马克思了。 那么,聂荣臻为何要“考虑考虑”呢? 除了众所周知当年总参时期粟裕曾“得罪”他之外,还有“文革”期间一件往事,或许使之耿耿于怀。 “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3月,周恩来召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粟裕、王树声开会,交代军科院要负责国防工业口子,对国防工办和第二至第七机械部实行军管。 他还当面宣布中央的决定,任命粟裕为国防工办军事代表小组组长、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为成员。同年4月,粟裕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 据《粟裕年谱》记载:“3月12日,负责国防科委的某领导之秘书,电话传达该领导指示,提出要对七机部一批干部,点名重点批判,粟裕未遵行。” 正因为粟裕这种按照周恩来部署的军管行动,军事科学院实行军管10个月以后,“解决了许多难题,包括制止武斗,解放干部182名,保护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多数企业的出勤率有显着提高,生产略有回升。” 但粟裕却从此得罪了这位“负责国防科委的某领导”。 为尊者讳计,《粟裕年谱》将这位“领导”的姓名隐去,不过,细心的读者依然能看出端倪。 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是聂荣臻,他同时还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能够让秘书给中央军委常委兼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粟裕“传达指示”的人,显然只能是他当年的“老搭档”聂荣臻。 粟裕再次“得罪”这位军内著名的“忠厚”“老实人”,他的冤案直到聂荣臻1992年去世后才能着手平反,也就不奇怪了。 据一左派作家、资深老干部恽仁祥2008年9月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的回忆文章《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可以看出聂荣臻在七机部的重要地位: “聂核心”经过积极策划,认为大树“聂核心”已具备条件,于1968年1月,召开了科委系统“学习毛泽东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企图借此打压持不同意见者,代表资格一条核心内容:“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代表大会”事实上是对拥护“聂核心”的大动员、大演练,也是聂荣臻公开树旗拉山头。 当时的背景是,七机部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机部”的大标语随处可见,王是聂荣臻的得力助手,后成了林彪死党;同时还“炮轰聂荣臻”,这部分同志显然被剥夺了代表资格。 由此,聂荣臻的“学代会”,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拉山头搞宗派的山大王会;本人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声明。由于聂荣臻的错误行为,七机部一些同志的强烈不满,那个会议无法开下去。 问题反映到了毛主席、党中央,4月2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来处理“学代会”的问题。总理发表了有名的4.20长篇讲话…… 总理问:“阎奎耀同志来了没有?”阎答:来了。 总理:“选积极分子代表时有一条标准提到‘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阎答:有。 总理:“同意这个就选,不同意就不选”?阎答:对。 总理:“按这一条来选就必然出问题,…。聂荣臻同志我也熟悉,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嘛!当然啰,今天没必要在这里讲。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三月底,杨、余、傅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自己感到不安,他写了一份检讨在我这里,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四月十六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我就帮嘛!” 中间有人揭发“科委机关压制群众,我们要到科委机关点火”。 总理:“你们不要管科委机关的事,要相信机关的群众自己会起来,你们怎么起来的”。 ……这以后,又传达了毛主席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 。从此,科委系统开展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直至1968年1月,中央为解决科委的问题,而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期间,中央把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并出现了原来护拥“聂核心”的部分同志贴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聂荣臻大树山头,结果是抓鸡不着,反倒贴一把米。但他不思悔改,反埋下了秋后算帐的大阴谋。 也许就在这种情形下,聂荣臻令秘书给粟裕电话,要求“点名重点批判”一批七机部干部。 据聂荣臻女儿聂力的《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的相关章节,也同样能印证粟裕“未予遵行”的“某领导”也是聂荣臻: 虽然不断挨批,名誉受到影响,但是父亲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威信仍在。拥护他的同志在某些场合说,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说他“是国防科研系统的最高统帅”。结果被反对他的人抓住了“辫子”。尤其是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国防科委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更是把父亲架到了火上烤,使造反派有了“依据”。 1968年4月以后,“四人帮”一伙的人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直接添油加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当时的一些单位里,具体工作中提出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总参开始树立“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空军提出过“以吴法宪同志为核心”,海军提过“以李作鹏同志为核心”。这都没有成为什么问题,也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据一些同志分析:那些自封为核心的人,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小参谋,翻不了天,但到了父亲这里就不行了,父亲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个军团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一个方面军的领导,是个元帅,影响力大,因此毛泽东就认为是个问题了。 但是,上面的那些提法,那些颂扬,我的父亲事前一概不知,他知道的时候,“学代会”的代表已经选出来了,不可能重新再制订条件选代表。显然,是那些支持、拥护他的同志“好心办了坏事”,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周恩来批评他们“给聂老总帮了倒忙”。 尽管事前不知,检讨、挨批却是少不了的。父亲特意给毛泽东写了检讨,说自己“没有及时察觉和制止对自己的颂扬”。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社论,此后,国防科委系统掀起了批判父亲“多中心论”的高潮。 在批判“多中心论”的过程中,有人还提出,父亲历史上就曾有过不适当突出自己的问题。比如在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第一期上,刊登了邓拓的《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对父亲进行了过头的赞誉,那一期里面的插图,父亲的照片也比毛主席的醒目。这个事情当时父亲也不知情,是别人编排的,事先父亲没有看到过。为此,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过父亲,父亲也诚恳地作过检讨。 批判“多中心论”,这些历史老账都被翻了出来。对这类问题,父亲不回避,该检讨就检讨。 1968年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父亲到京西宾馆听取七机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有人诬称父亲搞两面派,父亲立即义正词严地说:“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父亲在原则问题上的毫不妥协,使造反派们无计可施。

图片 3毛泽东与林彪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中国共产党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那么林彪为什么要叛逃呢? 林彪为什么叛逃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挨了整,林彪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就杀上前台。不仅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而且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了全面抓住军权,他先后搞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又诬陷并搞倒了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陈伯达、江青等人勾结,排斥异已,残害老干部。借助群众运动,有预谋有计划地迫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 林彪在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已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和走卒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门。让黄永胜抓总参,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去抓海军,吴法宪抓空军,再加上他的老婆叶群从中串连,结成反党集团并控制了军队的主要机关。他们的目的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随着鼓吹“天才”,高呼“万岁”等阴谋被毛泽东识破和设国家主席议案被毛泽东否决,林彪及其集团意识到靠和平手段夺权已难能实现,于是决心发动武装政变。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杀害毛泽东的手令。阴谋败露后,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于9月13日驾机出逃。逃跑途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九一三”事件). 军事家。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随军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四4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了长沙、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多次指挥所部担任主攻任务。1934年10月率红一军团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挺进华北前线,同聂荣臻指挥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全东北。1948年底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文革"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林彪为什么与毛泽东决裂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从他自己随手写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常言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将林彪的笔记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忠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秘书写的一张卡片。“忠庸”的“忠”字,秘书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7∶2∶1”。他还写道:“两点是说明问题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论,查明情况才能定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曾写到:“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主先臣后;主倡臣和;主劳臣逸”。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里面有一个小笔记本,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所想所说,叶群就追记在这个本子里。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在读过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规,而非动、质、矛。斯毛未如此了解,他为基。”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庐山会议后的林彪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又去了北戴河,在那里住到9月下旬才回北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 1970年国庆节的报纸、电台、电视的报道依旧一派鼓乐升平气象,似乎不久前在庐山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留守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庐山上的变故,倒是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接连几天一个一个地找秘书谈话,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庐山会议的消息。要求工作人员如果收到有关陈伯达的文件,不要压,要及时交给秘书讲给首长听。当时,叶群急于销毁与陈伯达来往的证据。陈伯达曾写给叶群的“继往开来”的条幅也从叶群办公室东墙上撤了下来。 从10月中旬起,中南海发出的毛泽东写了批语的文件便一份接着一份送达“林、周、康”。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也开始向全国下发。虽然毛泽东的批语只批陈伯达,但林彪心里清楚,毛泽东也是批他的。 1968年夏,有人揭发叶群是“假党员”,吓得叶群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庐山会议后,在叶群被毛泽东迫使做检讨的时候,林彪的心态还是平和的,甚至是坦然的。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他告诉叶群不要惊慌失措,不必紧张得睡不着觉。 但是,随着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措施,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步步向林彪进逼的时候,抱着“坏不到哪里去”心态的林彪,不可能再心安理得。一天,叶群叫工作人员把毛泽东的一个批件拿给她,当工作人员把文件送到时,叶群正在林彪那里。她接过文件给林彪念了毛泽东的批语,然后拿着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动,显然有些激动地说:“你看看,这不是冲着你来的吗?” 林彪听后对叶群吼道:“你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你走,我要休息!”此时的林彪可能真的有些烦躁不安了。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九十九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除继续揭发批判陈伯达外,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个人的错误进行批评。会议进行期间,林彪、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但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总结。他指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所犯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就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会后,中央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传达陈伯达的罪行,在高级干部中传达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陆续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传达讨论情况,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和对军委办事组五人所犯错误的结论。虽说这些文件、电报都是表态性的,并不透露五人检讨的具体内容,却令叶群十分紧张。她私下对工作人员交代说:“几个老总是跟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是好人犯错误。毛主席批评他们是信任他们,爱护他们。他们跟陈伯达的性质不一样,几个老总做检讨的事让秘书们都知道了不好,以后这类绝密文件、电报你们不要送给秘书看了,直接交给我,我给首长讲。”按照叶群吩咐,此后一连几天,工作人员便把此类绝密文件、电报直接交给叶群。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工作人员叫到跟前,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工作人员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字写得很大,很扎眼,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 过了几天,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林彪说,他是看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才产生以上想法的。 林彪认为,经过五年文化大革命和“批陈整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 林彪要求,把这一规定传达到卫戍区每个士兵,隔几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此外,林彪还建议把三十八军调离华北,等等。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然而,也许林彪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落实,亦或其他什么原因,这封信始终没有通过机要渠道送达。 1971年7月16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也从此踏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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