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为何不置房产,蔡元培扫黄扫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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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蔡元培与陈独秀 蔡元培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身边自然很多才子才女,蔡元培亦是爱才之人。 蔡元培为什么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设计校徽的大学,这与其悠久的历史和掌舵者的文化抱负不无关系。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并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现代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以“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的浙籍人士,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推动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使北大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大虽然“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但是并没有校徽这一新生事物,亦即没有专属自己的旌旗标识,学生与教工出入极不方便。蔡元培上任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即出面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这一年鲁迅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等事。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这并不等于鲁迅处于沉沦之中,他的心中燃着向往民主科学的火焰。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又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这一标识正是在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 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前后,曾与蔡元培有几封重要的通信,惜乎今已散佚,无法探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的初衷和设计过程中的细节。但当年蔡元培为什么要请鲁迅而不是其他美术专业人士设计校徽,完全可以从蔡元培和鲁迅交往的过程中得到钩证。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后者大13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鲁迅的上级。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从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庼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借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 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郭沫若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此言很有见地。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 蔡元培托鲁迅设计校徽,是对其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的信任与首肯。鲁迅一生虽然没有专事美术,但自幼喜爱美术,有着很好的美术训练,比如用“明公纸”描摹绣像小说等。鲁迅是现代美术的旗手,他领导的左翼木刻运动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景观中也毫不落伍,很多精神和品质在今天都不过时。鲁迅非常重视美术教育,1913年,他在任职教育部佥事期间,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显示出了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集中阐述了对美术教育的观点,认为“美术之用”在于“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指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多方面阐明播布美术的重要性,主张将美术“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鲁迅的这些主张与蔡元培的主张不期而遇,与蔡氏可谓心有戚戚焉。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曾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蔡氏对鲁迅的美学见解极为首肯,便指派其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竟把“美育”删除,代之以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愤恨:“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黄裳先生认为鲁迅在美术园地的辛勤耕耘与他在《自由谈》上所写的战斗杂文,“几乎是双峰并峙的同样的战斗工作”,此言极确。正是由于鲁迅不俗的美术功底以及蔡元培与鲁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思相通,使蔡氏毫不犹豫地把设计校徽的重任托付给了鲁迅。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夜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进行肯定与张扬的表现。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思想潮流体现在鲁迅的平面设计上,便以大气、简洁的形式诠释着北大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成就了现代标识史上的经典作品。“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其时还处于蛰伏期的鲁迅是抱着对北大的期望,抱着对改造旧社会的热切期望设计北京大学校徽的,并以此反映了“五四”前夜的时代风潮。 1925年,北大建校27年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短文《我观北大》,发在1925年12月的《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上,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北大的态度:“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并且坚信“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关于北大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成是对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 蔡元培扫黄扫到陈独秀 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1917年,留法多年的蔡元培在北洋政府再三邀请下,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行前,朋友们都力劝他千万不要就职,以免影响一世名誉。今天看来,担任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是件光荣差事,为何当时被视为跳火坑一般?原来,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公务员为目的;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成立社团引导“健康娱乐” 蔡元培到任之后,立即做了两件事整顿校风,仅一年之后就使北大焕然一新。第一,吸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辜鸿铭等大批优秀学者,充实教师队伍;第二,提倡社团。在蔡元培号召下,师生成立了各种学会和兴趣会,如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蔡校长尽力给予资金和场地支持,这样做既是出于对美育、体育的重视,也是为了引导师生进行健康活动,免得他们“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亲自发起了一个特别的社团:进德会。要加入此协会,必须符合三项基本条件:不嫖、不赌、不娶妾。蔡元培以身作则,得到普遍响应。到5月28日正式举办成立大会时,全校两千名师生,有七十多名教员、九十多名职员、三百多名学生报名入会。包括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章士钊等;还有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邓中夏等。协会通过选举产生了评议员和纠察员。每个入会者都要写志愿书承诺遵守戒律。如果破戒,则通信劝告。如仍犯,经会员十人签名报告,评议员调查属实,开评议会宣告除名。 也有些教授对进德会不以为然,比如辫子教授辜鸿铭就拒绝入会。“一个茶壶可以配好几个茶杯”,他秉承这套著名的纳妾理论,并身体力行,其日本小妾就是他从青楼赎出来的侍女。辜鸿铭认为自古名士皆风流,作为名士岂能承诺不嫖娼、不纳妾? 对此,蔡元培表示“兼容并包”。他成立进德会,旨在倡导风气,不强迫入会,协会也没有行政权力。 难免有会员破坏戒律。最典型的莫过于身为进德会评议员的陈独秀和夏元瑮。一个是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的文科学长;一个是严复校长1913年聘任的理科学长。两人皆性情豪放,不拘小节。 1919年3月间,围攻达到顶峰。陈独秀逛八大胡同被人知晓,以讹传讹,一些八卦小报甚至编造出陈独秀与学生为同一妓女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以泄私愤。 桐城派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批判北大毁斥伦常、诋诽孔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也发表一封公开信回应林纾,并借此机会为教授嫖娼之事作了辩解:“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蔡元培 “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 这封带着讽刺和火药味的反击信件,表明他确实动了气。在他看来,教授有真学问、把课上好是最重要的,偶尔有些“韵事”可以包容。 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陈独秀因嫖娼变相被辞 蔡校长包容得了陈独秀,老派学者却不能善罢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编修的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纵容陈独秀嫖娼。一时舆论大哗。两年前力荐陈独秀到北大任职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子上挂不住,率先倒戈,认为陈独秀不配为人师表,破坏北大声誉,要求蔡元培撤销其文科学长之职。 蔡元培爱才心切,当年为了力挺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甚至帮他伪造学历,自然极不愿意开除他。但汤尔和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且蔡先生还是进德会会长”,怎能姑息他?压力之下,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召集几位教授到汤尔和家中开会,至午夜12点才散。 会议做出的决定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会议上公布:北大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推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变相辞退了。在蔡元培的一再坚持下,陈独秀仍保留教授职位,但给他放假一年,实质上将他从教学一线隔离。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于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嫖娼公案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甚至与中国革命走向挂钩。最早表达这种观点的是胡适。1935年,汤尔和将早年日记借给胡适看。胡适看到记录1919年3月26日晚上会议这一篇,不禁触动伤心往事。1935年12月28日,胡适写信毫不客气地谴责汤尔和不辨是非。“嫖妓是独秀和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胡适认为,这些传言表面针对陈独秀的个人道德,其实是离间计。“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1936年1月2日,胡适再次致信汤尔和,将心中郁闷一吐为快:“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 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与知己好友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扬镳,惋惜之痛溢于言表。但陈独秀自“五四”之后就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否离开北大,当时变“左倾”都是历史必然。嫖娼事件恰从侧面说明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他认准的方向,不会因几个自由主义的朋友而改变。 1937年,汤尔和投汪精卫麾下,在日伪政权任职。1940年病逝,周作人在悼词中誉他为“非常的硕德者”。当时陈独秀正隐居荒山对共产主义进行反思,声明“不拥国、不阿共”,陪伴身边的是比他小29岁的第三任夫人。私德与公德之辩,的确是探讨不尽的话题。

图片 2韩复榘 在抗战初期,韩复榘表现得可圈可点。“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韩复榘亲自在第一线指挥,进行了夜袭桑园车站、血战德州、坚守临邑、济阳遭遇战、徒骇河之战、济南战役、夜袭大汶口等战役,体现了一位中国军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韩复榘不置房产:当省主席住公房 只买过一套房 韩复榘不置房产、地产,这在当时的军政官员中也算是另类。那个时代的人一旦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买房子置地。韩复榘在河南、山东当省主席,一直住公房,母亲劝买房,韩复榘说:“有我在,不买房也有房住。我不在了,买了房也是人家的。” 韩复榘生前曾有三处房产:一处在北平,是张学良送的;一处在青岛,是沈鸿烈送的;一处在南京,人称“韩公馆”,只有这处房产是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己花钱建造的。当时各省疆吏,为表示服从中央,纷纷在南京购置房产,他当然也不能例外。 “韩公馆”建成后,冯玉祥一家搬进去住,直到南京沦陷,房屋毁于炮火,韩复榘及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过。 韩复榘不敛财,也不理财,究其原委,主要是没兴趣。在西北军时期,军中就流传“大大咧咧韩向方”之说。无论是在西北军,还是山东,韩复榘即使算不得“穷人”,也绝不是什么有钱人。韩复榘殁后,蒋介石念其“身后萧条”,发给我们家眷10万元抚恤金。 西北军解体后,前西北军人纷纷投资银号、银行、公司、货栈等,即使是副官、参谋也动辄入股几万、十几万,而韩复榘仅在东亚毛呢公司有股,折合人民币3万余元,纯属为公司董事长宋裴卿捧场,并非牟利。 韩复榘有没有贪污受贿,山东的民营企业家最有发言权。黎重光回忆当年在山东捐款赈灾的事:“1931年山东境内黄河泛滥,韩复榘发起募捐,赈济灾民。我适在天津,中兴总公司给我一电,叫我到济南见韩,面交捐款两万元。总公司又给我一信说,韩复榘好名,要投其所好,钱花在刀刃上。我发一电致韩,告以中兴公司捐款数字。他复我一电,欢迎我去。我到济南,先在交通银行办好两万元支票,亲自送交韩复榘。他大为高兴,在珍珠泉北面一厅中设宴款待我。”“韩复榘自命清廉,对于他的拉拢不能用金钱,而要用别的办法,如前面已讲过,响应他的号召,捐款赈济山东水灾。” 韩复榘个人生活很节俭,但该花钱的地方,则出手大方,从不吝惜。老长官冯玉祥及其卫队住在泰山,每月9000元的开销全部由韩复榘个人可自由支配的3万元中支付;一些前西北军袍泽、北洋政府时代的失意军人、下野政客找到济南来,韩复榘都冠之以顾问、参议的名义,按月送钱。这些钱也同样来自韩复榘个人的“特别开支”。 韩复榘个人还资助过不少家境贫寒的青年学子和军官到国外留学,每年按期汇款到国外,直至离世为止。反之,韩复榘对某些南京政府大员的“敲竹杠”却一毛不拔。贺耀祖曾任蒋介石的参军长、徐州行营主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一次,贺耀祖致信我韩复榘,说南京同事薪水皆不够开销,拟向韩复榘“借”18万元,以便偿还债务。 地方官主动向京官“进贡”,本是官场约定俗成之潜规则。韩复榘不识时务,等人家京官都放下身段张嘴“借”钱了,他居然还不答应!孙桐萱劝他:“不能多借,可以少借,需要应付一下,敷衍敷衍面子。”他仍是不“借”。后来据孙桐萱说,“此事不但得罪了贺本人,当然也得罪了南京方面另外一些人。” 上世纪30年代,有记者发现名妓赛金花尚在人间,困居陋室,一时间,赛氏又成为新闻人物。接着,刘半农、商鸿逵走访赛氏,欲为其书写传记;张竞生则提议为赛氏募金济贫。 1936年秋,韩复榘从报上得知赛金花的消息,以其垂老之年,贫病交加,晚景堪怜,乃资助她国币一百元,由国文学校转交。大约在赛氏病故前一个多月,有两个穿中山服的人来到北京前门外天桥居仁里16号赛氏家里,送上一百元国币,说是山东韩主席送的。此事公诸报端,一时传为佳话。 韩复榘痛恨官员腐败 贪污500元以上即枪毙 韩复榘长期主政山东。主政期间,他的政绩颇有亮点。他大力发展山东教育事业。治鲁七年,山东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在学校生由1929年的50余万,到1933年增加到100余万。 有一次,韩复榘听了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山东鼎力支持梁的乡村建设计划。梁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山东原是烟毒泛滥之地,日本以青岛、济南为基地,在山东大量贩卖毒品,甚至深入到广大农村。韩复榘主鲁以后,雷厉风行禁烟禁毒。吸食鸦片者关押起来强制戒毒,屡教不改者枪毙,贩卖毒品者无论多少一律枪毙。韩在山东虽然杀人较多,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土匪烟贩。 在澄清吏治上,韩复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如县长以下公务员出入不准乘坐汽车或人力车;同僚之间不准称“老爷”、“大人”,要称官职或“先生”;不准“浮华”、“侈丽”,要崇尚节俭;不准年关节间馈送礼品;不准机关举行娱乐宴会;不准冶游饮宴;不准挟妓观戏或挟妓侑酒;不准在大街上边走路,边吸烟;不准公务员家属佩戴贵重饰品等等,都有明文规定。 韩复榘最痛恨官员贪污受贿,在山东,官员贪污500元以上即枪毙。据统计,从1930年9月至1931年7月,不到一年时间,因贪污受贿等情事被撤职的县长就有55人,占全省县长总数的一半;被撤职的其它公务员有158人。 韩复榘刚到山东时,山东各地监狱均为旧式监狱,监房阴暗潮湿,污秽不堪,犹如人间地狱;监狱管理弊病百出、黑暗异常。他对此深恶痛绝。韩复榘之子韩子华回忆,一次,他视察章丘监狱,发现监中设有虐囚用的小木笼,很是气愤,遂将章丘法院院长关在小木笼里待了一会儿,说:“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由于韩复榘严厉管制各级官员,各级官员慑于他的铁腕,行事谨小慎微,尽职尽责。贪官污吏也都有所收敛。这使得当时的山东政坛有了一股清新的政风,这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图片 3廖耀湘 共产党不仅仅在国共正面战场上所向披靡,而且在对待战俘方面也是极为优厚。例如名将廖耀湘在当战俘期间就给人上了一回军事课。 刘伯承请廖耀湘授课:有些问题我们只能当你学生 1951年1月15日,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军事学院成立之初,教员非常缺乏。尽管从华东军政大学选留了一部分教员,后又从机关和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任教员,但仍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刘伯承以他独有的胆略和气魄,唯才是举,大胆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筛选了一部分留做教员。 一天,刘伯承指名要把关押在抚顺功德林改造的战犯廖耀湘请来讲课。 廖耀湘,湖南新邵人。既是一位抗日名将,又是解放战争中的俘虏和战犯。1947年8月,廖耀湘任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官。在辽沈战役中,第九兵团6个军10余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廖耀湘与新六军军长李涛被俘,后关押在抚顺功德林改造。 要请战犯廖耀湘任教员上军事课,这一信息传出后,学员们议论纷纷。此前,刘伯承曾请来一些起义的原国民党的旧军官来上课,有些学员思想上不能接受,在课堂上时有顶撞。听说还要请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大战犯廖耀湘来讲课,部分学员思想上更加反感。刘伯承听到这些反映后,耐心给学员做思想工作,他说:“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分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请来的,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敬他们。” 他的话给学员很大震动。刘伯承立即下令,通知廖耀湘来军事学院上课。功德林管理所所长姚伦接到刘伯承的通知后,即去找廖耀湘。当天,廖耀湘正在小组学习讨论。姚伦微笑着说:“廖耀湘学员,请你跟我来一下。”廖耀湘有些忐忑不安地走进姚伦的办公室。“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想请你去讲一个时期的课。”“啊!这怎么行?一个战犯,一个败军之将,怎么能给胜利之师讲课啊?不行,不行!”廖耀湘连连摆手。“这样吧!就算组织上交给你的一个任务,怎么样?”姚伦十分诚恳地说。廖耀湘见不能再推辞了,只好说道:“我去试试,讲不好马上回来。” 廖耀湘来到军事学院,出来迎接的竟是战功显赫、名扬中外的“常胜将军”刘伯承。刘伯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请你来当我们的老师,请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讲你在缅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绩的'小部队战术'、'森林作战法'及'城镇村落战斗';二是讲讲你在辽沈战役的体会,实事求是,作战中双方的优缺点都可以讲;三是讲讲你对我军建设的建议。”“恐怕讲不好啊!”廖耀湘有些诚惶诚恐。刘伯承挥了一下手,说:“放心讲吧!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当你的学生。” 廖耀湘登上讲台,额头沁出了汗水,他开始讲课。讲着讲着,廖耀湘仿佛又进入了缅甸,进入了“野人山”,进入了缅北战场。 廖耀湘讲得出神入化,一堂课讲完,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掌声。刘伯承鼓着掌来到讲台,紧紧握着廖耀湘的手说:“廖将军,你的课讲得真生动!” 刘伯承采取多项措施,提高了军事学院的教学质量,学员受益匪浅,军事素质提高很快,深获好评,毛泽东曾赞扬刘伯承知人善任。 国民党新六军为何被四野全歼:廖耀湘负很大责任 1945年,远征缅甸的新6军军长廖耀湘奉诏回国受降。临走前,廖专程看望了在缅甸野人山守护牺牲战友坟墓的伤兵们--新6军即将返国,但伤员们将留在缅甸。廖耀湘豪情满怀地对他的士兵们说:“弟兄们,胜利后我就回来接你们的!”然而,守坟的伤兵们望穿秋水,再也没有见不到他们的廖长官回来。 1948年10月,毕业于黄埔6期骑兵科的廖耀湘,连同包括新1军、新6军在内的等5个军10万多人,被他的师兄,黄埔4期生林彪团团包围,兵败辽西。 42岁的廖耀湘,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战俘生涯。 犹豫、轻敌、失误,廖氏三错酿败局 “从包围到消灭,我们吃掉廖耀湘兵团5个军只用了两昼夜,廖耀湘要负很大的责任。”东北野战军3纵7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说。此时的廖耀湘兵团,虽然兵力不大,却是东北国民党军最为精锐的部队。下辖有“五大主力”之“天下第一军”、又称“虎威军”的新1军,还有廖耀湘的起家部队、同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新6军,就是战斗力稍弱的52军、71军,也曾经在缅甸对日作战表现不凡,再加上到达东北后,蒋介石配属给他的重炮、骑兵等部队,实际总兵力已接近20万。两天吃掉廖耀湘,谁都觉得解放军没那么大胃口。 锦州战役结束后,包括3纵在内的东北野战军各纵队没有休整,立即东进,陆续到达北镇、沟帮子、盘山、彰武地区集结,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当时我军对廖耀湘的主力到底准备奔去哪里,一直判断不准。”刘振华回忆。 判断不准的原因,是因为此时的廖耀湘,自己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三条:要么南撤营口,从海上退回华北,要么西进重新夺取锦州,或者北上沈阳,与卫立煌会合固守。“如果廖耀湘当时能坚决地选择任何一条路,他都不至于覆灭得如此之快。”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 然而,名将廖耀湘在此时却犹豫不决,一变再变。先向西企图重占锦州,接着又向东南企图撤往营口,最后又向东北企图退往沈阳,几个来回下来,早已阵脚大乱。“廖耀湘一直认为自己很能打仗。”刘振华说。当意图非常明显的东北野战军纷纷向黑山、大虎山靠拢时,廖耀湘居然舍不得使用他精锐的新1军和新6军,而是命令二流部队71军对解放军发起攻击。解放军一个团在黑虎山抗击了整整一天,任凭廖耀湘的敢死队如何冲锋,仍然守住了阵地,为纵队主力赢得了一天的战前准备时间。“生死存亡时,廖耀湘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刘振华说。战斗进行至后期,廖耀湘的指挥部被打乱,通信联络中断,廖耀湘居然在通讯中使用明语指挥部队行动。很多军史专家至今也不能理解,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法国圣西尔军校和骑兵学校,也算是身经百战的廖耀湘,此时为何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廖耀湘电台指到哪里,我们的部队就跟着追到哪里。”刘振华回忆当时的场景。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利用敌人电台泄露的信息,指挥7支小船,用9天9夜的时间从容巧渡金沙江,挽救了中国革命。10多年后,廖耀湘再蹈覆辙。 坚决、迅速、凶狠,解放军重拳出击 整个东北野战军都在迅速地集结调动中,林彪明白,如果让这支国民党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成建制地退回到关内,无疑是放虎归山。1948年10月20日,林彪命令:1、2、3、6、7、8、9纵队和炮兵纵队,立即隐蔽往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疾进,从两侧迂回包围廖耀湘兵团,其它部队该断后的断后,该穿插的穿插,该打援的打援,总之要置廖耀湘兵团于死地。10月23日9时,黑山、大虎山阻击战打响。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命令各师:“死守3天,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又是一场并不亚于塔山阻击战的战斗,国共两军多次展开阵前肉搏,解放军伤亡4000多人,国民党军伤亡则达到8000人左右。后来曾在抗美援朝中以血战打出“万岁军”称号的10纵司令梁兴初回忆说,黑山、大虎山战斗,是他参加过的战斗中,最为残酷的一次。3天激战,10纵守住了黑山、大虎山,廖耀湘只好下令向营口方向撤退。 东北野战军一个小小的独立第2师,对廖耀湘兵团进行了坚决的阻击,导致廖耀湘把这支小小的地方部队误判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再次改变计划往沈阳靠拢。“那个时候,各个部队都急眼了,管他是几大主力,地方部队也敢跟他干。”刘振华说。 但廖耀湘再也没有机会了。1948年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50万大军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包围,两个纵队在他的当面以逸待劳,廖耀湘10多万人马气数已尽。“不要休息,不要睡觉,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一向喜欢垂直指挥的林彪,此时把权力完全下放。 这是一场解放战争中的奇观。解放军部队打乱建制,各自为战,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集团发起攻击,以求乱中取胜。 “当时我们的部队按照团营建制往敌人内部猛插,到处都是敌人,到处也都有我们的人。”刘振华回忆。他所在的7师冲进了廖耀湘设在胡家窝棚的指挥部,把廖耀湘的指挥系统破坏怠尽。“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冲杀一阵子就往前冲了。”刘振华说,“要是知道是指挥部,还能让他跑掉?” 10万人马群龙无首,乱成一团。战后仅6纵两个排抓获的2000名俘虏中,就有5个军9个师的番号,溃散之势,可见一斑。 廖耀湘急得用明语呼叫:“部队到二道岗子集合!”于是所有听到电台的解放军部队,也向二道岗子蜂拥而去。廖耀湘岂有不败之理? 尴尬、委屈、不服,历史远逝难重演 从10月26日到28日,两个昼夜,廖耀湘的10多万人马连同重型美式装备一起灰飞湮灭。11月6日,刘振华所在的3纵守备部队截住了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的廖耀湘。 “当时我们的人并没发现他是廖耀湘,只是觉得可疑,就把他带回了指挥部。”刘振华回忆,“他自称叫”胡庆祥“,在沈阳经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廖耀湘被带到3纵后勤部警卫连的时候,警卫连的炊事员认出了他。“我们那个炊事员是以前廖耀湘在22师师长时的炊事员,后来被俘虏后参加了解放军。”刘振华说。炊事员问:“你是廖耀湘吗?”廖耀湘摇头。炊事员又问:“那你认识我吗?”廖耀湘不说话。炊事员说:“你就是廖耀湘,我是你原来的炊事员,给你做过饭。”廖耀湘又恢复了国军中将的神采,说:“我要去见你们最高首长。” 第二天,3纵司令韩先楚把7师政治部主任叫到跟前:“现在有个任务要你完成,你把廖耀湘从锦州押送到沈阳,他要见林总。”看见刘振华有些吃惊,韩先楚又说:“我们已和林总请示过,他同意了,他们俩都是黄埔的同学!”“韩司令给我提了很多要求,比如要绝对保证廖的安全,同时也要以礼相待。”刘振华说,“还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我和下边的同志交待清楚。”第二天早晨,刘振华带着一个保卫干事和一个警卫班就出发了。“我带着警卫员和廖耀湘坐一个小吉普车,保卫干事带着警卫班坐着一个中吉普。” 廖耀湘已换上了军服,只是没有军衔,还披着一件军大衣。“廖中等身材,不是太高。”刘振华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听说他都不和韩先楚司令握手,不过韩司令还是送他一件军大衣,怕他在路上冷。”一路上,廖耀湘享受到了很宽大的战俘待遇,“中途在兵站休息时都是给他单间,每天都是四菜一汤,有羊肉、牛肉,大白菜、萝卜。”刘振华说。 气氛也显得非常友好,廖耀湘主动而坦然地和刘振华交谈,他甚至不像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称呼解放军为共军,而也入乡随俗地称为解放军。“廖耀湘很了解我们的俘虏政策,他一点也不紧张。”刘振华说。当廖耀湘知道正是刘振华所在的3纵冲进了他兵团指挥部,半天没有说话。“我说,我们7师一直传唱一首歌,内容就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就打新6军。”刘振华说。廖耀湘听后一声苦笑了,说:“我知道。”片刻后,廖耀湘又说:“我早就看出战役的结局,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作为黄埔同学,廖耀湘的新6军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中,对阵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那时,廖耀湘所有的攻击都是一次奏效。仅麾下的65团一个团,就依靠优势炮火在威远堡打退了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主力。时隔两年多,还是这个第3纵队,冲进了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廖耀湘虽化装出逃,也没有逃出3纵的防区。 就在廖耀湘在押解沈阳的途中,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第27团政委张英被紧急召到特种兵司令部。全军覆灭的廖耀湘兵团将一个完整的美式重炮团留在了荒郊野外。张英奉命四处购买骡子和马匹,拉走了这些大口径火炮。一个月内,人民解放军用廖耀湘遗留在野外的重炮,组建了解放军序列中第一个重炮团。“我们用这些炮,打下了天津,打下了太原,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87岁的张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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