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民国时期城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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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意义、生活趣味、职业生活以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所谓优美的生活,是有美术价值的生活,有卫生价值的生活,有时间空间便利价值的生活,即是正当的生活。也有知识分子倡导从当下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趣味,并认为这种趣味与自身所处阶层无关,旨在通过对生活的重新发现:寻求生活趣味,往往被当作奢侈的享受……然而因此却说趣味是一种多余的享受,掉开以后,一样可以生活下去,而且掉开才算公平。三、闲暇娱乐——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近代以降,工业化生产体系将个体的职业生活与闲暇生活割裂开来。四、结语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意义与趣味、职业生活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

内容摘要:所谓教育,本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民教馆里的读书识字固然是教育,而其举办闾邻长训练班、保甲长训练班以及旨在训练民众自治能力的诸多地方“公务”也是“教育”,且这些“教育”是围绕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展开的。三)协助训练基层领袖,以培养政府信赖的地方精英20世纪30年代初,在民教馆的施教区、实验区,官方赋予民教馆及其改进会担负相当一部分行政职能,大约只能说是应急之举,并不合乎法理逻辑。34)《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普及民众教育办法》,《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1期, 1933年 9月,第58页。36)《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周年纪念特刊》,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1933年编印,第319—323页。

内容摘要:1810年,《大清律例》的首个英译本Ta Tsing Leu Lee在英国伦敦出版,其译者是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典籍中第一部直接由中文译成英文的作品。近年来,托马斯·斯当东其人以及《大清律例》英译本逐渐引起翻译界、中国法律史、中英关系史研究的重视。裨治文根据托马斯·斯当东的译本介绍了《大清律例》的发展历史,分七个部分依次介绍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及工律,英格利斯不只是推介托马斯·斯当东译本,还更加关注译本问世后《大清律例》经历的数次修改。无疑,这些用西方语言撰写的评论文章也推动了《大清律例》英译本在西方世界“二度传播”,使英译本成为西方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汉学家们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后续研究者大都直接引用该译本。

关键词:生活;职业;知识分子;闲暇;周刊;娱乐;群体;趣味;想象;上海

关键词:民教馆;教育;民众;基层政权;改进;江苏省;县政府;保甲;训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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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1121 胡悦晗,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2010-2011年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城市史研究。

  【作者简介】朱煜,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E-mail:ydzhuyu@126.com(扬州 225002)。

  《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顺治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王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乾隆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传世的基本法典。1810年,《大清律例》的首个英译本Ta Tsing Leu Lee在英国伦敦出版,其译者是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典籍中第一部直接由中文译成英文的作品。与《大清律例》英译本在欧美国家、学者中间所产生的影响力相比,国内早先对该译本的关注程度并不相称。近年来,托马斯·斯当东其人以及《大清律例》英译本逐渐引起翻译界、中国法律史、中英关系史研究的重视。《大清律例》的英译和对外传播可谓是一个“分水岭”,代表了明清以来传教士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高峰。

  【内容提要】本文引入“想象史学”的概念,以《生活周刊》为例,考察1920年代至1930年代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问题。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意义、生活趣味、职业生活以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知识群体赋予“生活”超越当下的正面色彩寻求生活意义。他们将原本重复的、单调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精致化、陌生化与艺术化,获得生活趣味。知识群体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倡导职业的真谛与乐趣所在,弥补职业生活单调、无聊的特点。他们将闲暇娱乐视作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是恢复职业工作状态的手段。城市知识群体运用他们具有的文化资本,对生活赋予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同以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市民阶层生活品位相区隔,既强化了他们对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也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殊。

  【内容提要】作为社会教育中心机构,抗战前江苏的民众教育馆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的危局,在旧精英失势、基层社会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产生协助政府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的意识;而国民政府因“官办自治”成效甚微及基层控制能力脆弱,也欲借助民众教育馆支持其参与基层政权建设。民众教育馆在其施教区组建以“改进会”为核心的基层自治组织,协助政府选举和训练基层领袖,召集各种“谈话会”协调基层社会的利益关系,承担大量调解民间纠纷的事务,投入“馆长兼区长”的政改实验等。这些作为,旨在协助政府在现有基层政治架构中强化官治系统,同时运用教育手段推进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民众教育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颇能如鱼得水,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官方代理人和民间社会组织者的双重角色,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已经淤塞的基层政治轨道。

  了解中国的需要

  【关 键 词】知识分子;生活想象;身份认同;阶层;文化资本。

  【关 键 词】民众教育馆;基层政权;地方自治;社会教育;江苏省

  促成《大清律例》英译

  “想象”这一领域,是由超越经验的界限并超越经验所许可的推演过程的表象整体构成的。这就决定了每一种文化,因此也就是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一个复杂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的想象领域①。伴随第三代年鉴学派对心态史的重新发现,“想象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边缘地位逐渐占据瞩目之位。历史想象被认为是实证研究与勾勒历史图景之间不可或缺的一步。通过对人类学、语言学与叙事手法的吸纳,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想象,力求用“心态的中介作用”展现社会变迁中的物质因素与心态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想象史学的核心关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萌芽之始,就与城市密不可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知识环境、城市知识分子的网络给知识分子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知识分子时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②。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声、光、化、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伦理上更偏向传统乡土世界。这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内在紧张促使他们用想象的方式建构出一套日常生活的应然图景。这套生活图景不仅体现出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超越与批判特性,更涉及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构建。

  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民教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政府推动建立、面向基层社会的新兴社会教育组织。它源于民初的通俗教育馆和通俗教育会,是政府规定的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1928年,江苏省率先成立民教馆。随后,民教馆逐渐遍及全国各地城乡。民教馆除了对失学民众施以补习教育外,还凭借政府赋予的社会教育“中心机关”的地位,协助政府推进基层政权建设。①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

  1792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使节团访华,伦纳德·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托马斯·斯当东之父)被任命为使节团书记,时年11岁的小斯当东作为见习侍童,一同前往中国。已经掌握四种语言的托马斯·斯当东在去往北京的船上学会了中文。1797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因新生奖励分配不公,父亲让其退学。1798年,他获得东印度公司提供的广州英国商馆的中国文书一职。1808年,任商馆翻译。

  由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一份重要的城市刊物。与受到广泛关注的《申报》《良友画报》等刊物相比,已有关于《生活周刊》的研究相对薄弱。由于该刊物虽以刊登时事与政治内容的文章为主,但其影响力与深度远不及同一时期的《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等刊物,故以往研究者多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将该刊物纳入对其他相关刊物的整体分析,考察刊载的文章反映出的政治与社会思潮。赵文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分析该刊物大量城市生活的文章所反映出的城市平民文化的类型和特点,推进了已有研究③。有别于《玲珑》《红杂志》等旨在满足和引领民国时期城市大众消费与生活趣味为主的刊物,《生活周刊》的作者群体主要为城市知识群体,他们刊载了大量关于生活的意义、趣味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较好地反映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城市知识群体对于生活的想象及其背后潜在的身份认同感。基于此,本文拟以《生活周刊》为例,对此问题加以探析。

  大致说来,民教馆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官民二重性”、“中介性”、“教育性”等特征的基层社会组织。②民教馆虽然被纳入政府的社会教育系统③,可以说是“官办”机构,但是它也兼具一定的“民间”色彩。当时民众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如俞庆棠、高阳、李蒸等人均有留美经历,不同程度都受到杜威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从他们身上可以体察到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另一方面,虽然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教育”(核心为“党义教育”)为教育圭臬,不过,由于西方民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无论是民教界领袖还是各地民教馆的具体办理者,他们的教育理念与工作方式难免与政府的思路略有出入。换言之,民教馆毕竟不是官府衙门,其在辅助政府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亦不时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

  1800年,托马斯·斯当东到达广州不久,“朴维顿号”(又译“天佑号”)事件发生,英国水手向中国渔民开枪,打伤一人,另一人落水而亡。一开始清政府态度强硬,要求英方严惩凶手,但后来又改变态度,不了了之。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主席霍尔发现,中国政府处理该案件时依据的是《大清律例》,便希望英国人也能获取一份中国印行的法律条文,但是,两广总督吉庆不愿意交给英国人,只从中摘录了6条,印制了100份。于是,霍尔就请托马斯·斯当东将这6条翻译成英文。或许,正是这样一项翻译任务,引起了托马斯·斯当东学习中国法律、翻译《大清律例》的兴趣。

  一、寻求意义与发现趣味

  学术界对民教馆的研究,近年来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④,但多侧重于对其教育活动的教育史考察,或者基于现代化史观探讨民教馆与社会变迁之关系,并无专文从民教馆与基层政权建设的视角予以探讨。鉴于此,本文以1928—1937年间江苏民教馆为中心⑤,探讨民教馆介入基层政权建设的轨迹和原因,揭示其内容和方式,及其与党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藉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民教馆的认知。

  英国在殖民印度之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愈加频繁,英方急切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市场,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向中国倾销工业产品。当然,充分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不仅是为东印度公司在华开展贸易、保护英国在华侨民服务,也是在为英国殖民者下一步采取行动提供信息。正如托马斯·斯当东在《小斯当东回忆录》的“译者序”中说,“翻译其他任何一部中国作品都无法像本书一样,简明地解释中国政府的独特体系、组织结构及国内政策的基本原则,国民习惯和性格与它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于中国人总体情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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