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部省往来文书,沙畹第二次来华考察始末

作者: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内容摘要:沙畹在中国实地考察和研究的经验也为巴黎学派的弟子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逐渐摆脱了不通中文只据西文道听途说和虽识中文却不加应用的偏向,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对中外资料进行会通比勘,增加与中国学者的联系,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沙畹凭借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并必须视中国文化为活的文化,而非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据桑兵先生分析,葛兰言在中国的名气较小,他与中国学者联系较少,著作译成中英文的少而且晚以及治学方法与中国新旧两派史学家和国学家俱不相合,而中国的社会学者对于国学和西洋汉学一向不大注意,不能打通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方法与中国史学的特性不尽吻合。

内容摘要:东京大学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本文以日本《文部省往来文书》为线索,集中探讨明治中期该校与近代中国间的关系,包括文科课程设置中汉学所占的地位,接受中国最早一批以黎科为代表的留日学生,张百熙派出的31名北京大学留学生,以及后来众多的中国留日学生在该校的系科分布,最后还分析了清水广次向贵族院议长上书,强调在推崇西学时,不应忽视天祖遗训及孔子四书六经。

内容摘要: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社会精英及留学生最早学习了摄影技术,并将影像文化引进中国,促进了摄影技术的推广及影像文化的“再传播”。在摄影尚未完全被国人接受、摄影作品没有被列入艺术作品的时代,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组建摄影团体,以研究摄影为宗旨,举办摄影展览,出版摄影作品集,通过提高摄影作品的质量,以影像作品向社会推广和宣传摄影理念,普及摄影知识,逐渐改变传统社会对摄影的观念和态度。1919年,广州率先建立广州摄影公会,随后改名为摄影工会,该工会一经成立,便开始为工人争取福利待遇,替职工调节劳资纠纷,向摄影工人传授摄影技法,并于1922年发行《摄影杂志》,该杂志是国内最早出现的摄影月刊。

关键词:中国;考察;学者;研究;阿列克谢耶夫;欧洲;考古;学术;文化;记录

关键词:汉学;张百熙;课程设置;黎科

关键词:中国社会;照相馆;中国摄影师;摄影师群体;团体;影像文化;职业;民众;传播;照片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东京大学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本文以日本《文部省往来文书》为线索,集中探讨明治中期该校与近代中国间的关系,包括文科课程设置中汉学所占的地位,接受中国最早一批以黎科为代表的留日学生,张百熙派出的31名北京大学留学生,以及后来众多的中国留日学生在该校的系科分布,最后还分析了清水广次向贵族院议长上书,强调在推崇西学时,不应忽视天祖遗训及孔子四书六经。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批新兴职业群体开始出现,诸如律师、医生、记者……他们或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内部,或产生于中西文化交流之中。其中,以影像为依托的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晚清正处于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以沙畹为代表的欧洲人士在中国的远行、考察经历,成为观照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面镜像。图像记录即是一种文化记忆。由于当年考察的遗迹到如今多有损毁,沙畹留下的这一批影像资料和文字记录弥足珍贵,对于研究这些石窟寺、碑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汉学 张百熙 课程设置 黎科

  职群初现

  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之行是近代西方各国亚洲探险的华章,对中国学者来说,他是汉学泰斗,深谙碑铭研究之道;对西方同行来说,他是知行合一的学者,是西域学、泰山学、碑铭学研究的拓荒者或里程碑。当然,沙畹的学术成果也经历了从被承继到被超越的过程,他的学术经历和远东考察应放在欧洲汉学界的传承序列中加以考察,他的学术成就是以整个欧洲的汉学成果为背景和基础取得的,也是在同整个欧洲汉学家的合作和争鸣中熠熠生辉的。

  作者简介: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鸦片战争后,外国摄影师纷纷来华。为消除民众对摄影的排斥心理,弱化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像禁忌,他们积极为慈禧、耆英等上层人士拍摄照片。摄影因具有写实性、趣味性等特点,逐渐获得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认同,而上层社会对摄影的接受无疑也影响了民间社会的态度。一时间,拍照成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的时尚消费方式。

  当时欧洲汉学的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法国汉学界比较注重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视角,以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为主题。虽然沙畹本人学术专长偏重中国文本历史的翻译研究,但也积极追寻中华文明的外来因素,重视中国本土与西域、中亚、印度的文化关联,致力于梳理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包括中国人对周边地区地理、制度、文物和认知的知识考古。自 19世纪 70年代到 20世纪 30年代,法国史学界的“方法学派”一直主导法国史坛的导向,在沙畹早年所受的学术训练中,也深受此学派的影响。沙畹在史学观念上,一直有“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趋势。世纪之交,沙畹也必然受到涂尔干(魪mile Durkheim,1858—1917)学说和阐释学萌芽的浸润。他的种种理念在 1907年的考察记录中有所反映,也在他后续的研究论著中有更为清晰的呈现。

  东京大学是日本最早成立的一所国立大学,1877年由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而成。这所大学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幕府时期的昌平阪学问所、天文方、种痘所。它们分别代表了日本的儒学、兰学与医学等不同的学术流派。东京大学又是一所朝气蓬勃、学风严谨且充满创造精神的现代大学。它培养了朝永振一郎等十名诺贝尔奖得主,多次被评为亚洲第一。这所大学培育了为数众多的毕业生,活跃在日本政界、学界、企业界等许多领域。东京大学还是一所与中国有密切交往的大学。在东京大学档案馆里,保留了日本文部省与该校的往来公文。这些档案文献,真实地记录了该校与中国的学术渊源,以及彼此交往的一页页历史。

  影像文化的传播日益广泛,随之而来的是本土摄影师群体的产生,而早期中国摄影师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或通商口岸。如在香港开设阿芳照相馆的黎芳,开设“宜昌”照相馆的周森峰、张老秋;在广州开设“缤纶”照相馆的温棣南,开设“芙蓉”照相馆的梁海初;在上海开设“耀华”照相馆的施德之,开设“宝记”照相馆的欧阳石芝;在北京开设“鸿记”照相馆的杨远山,开设“丰泰”照相馆的任景丰;在天津开设“梁时泰”照相馆的梁时泰;在武汉开设“显真楼”的严添承等人。从摄影师的活动空间来看,大致呈由南向北、从沿海到内地的特点,且具有明显的分布不均衡性。此外,近代中国摄影师职业构成也较为多元。首先,来自传统画师的转行。传统中国社会,民众对于影像的诉求主要靠绘画来实现。与摄影相比,绘画耗时长,又因画师水平良莠不齐,很难客观反映个人特色。随着摄影的普及,民众开始选择用摄影取代绘画来留存自己的影像。面对行业冲击,一些画师主动学习摄影术,如香港“宜昌”油画店的周森峰、张老秋等人,聘请外国人教授摄影术,学成后将油画店改为摄影店,生意较之前大有改观。随后张老秋、谢芬等人又将摄影术传入内地,他们不仅实现了传统画师到摄影师的职业转换,而且将摄影技术及其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其次,来自社会精英及留学生阶层。近代中国社会,最先接触西方科技的人往往以社会精英和留学生为主。如林鍼在福建为外商充当翻译,随后受外商聘请,前往美国教授中文。他在美国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学会了摄影技术,还购买一套银版摄影器材带回中国。又如北京丰泰照相馆任景丰、上海迎芳照相馆王雪桥等都曾出国留学,留学期间逐渐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归国后便开始以摄影为业。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社会精英及留学生最早学习了摄影技术,并将影像文化引进中国,促进了摄影技术的推广及影像文化的“再传播”。

  在法国汉学家的谱系中,沙畹属于第三代,第一代开创者雷慕沙 (Abel Rémusat,1788—1832),第二代继承者儒莲 (Stanislas Julien,1797-1873)、 巴赞 (Antoine Bazin,1799-1863)、 毕欧 (Edouard Biot,1803-1850),前两代人都没有来过中国,从沙畹起才有了来华经历。沙畹在中国实地考察和研究的经验也为巴黎学派的弟子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逐渐摆脱了不通中文只据西文道听途说和虽识中文却不加应用的偏向,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对中外资料进行会通比勘,增加与中国学者的联系,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中国学者对沙畹也赞誉有加,冯承钧(1887—1946)言“近三十年欧洲汉学之发达,谓为沙畹提倡之功亦不为过”,王国维(1877—1927)称赞沙畹“于汉学及东方学,不但博览旁通,知识渊博,且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

  一、东京大学早期开设的有关中国之课程

  近代中国摄影师主要来源于与摄影相关的行业和社会精英阶层,昂贵的摄影器材也让一般民众望而却步。诸如由传统画师改行从业的摄影师,将摄影视为谋生手段,属于职业摄影师。而大部分社会精英则视摄影为“娱乐消遣,或挟器具以作旅行良侣,皆可称之摄影自修家”(欧阳慧锵:《摄影指南》序言,1923年)。无论是职业摄影师还是业余摄影师,他们不仅是中国视觉经验现代转向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影像文化的传播者。

  沙畹1907年在华考察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可谓近邻。两国间的文化交流,长期以来连绵不绝,未曾间断。早在隋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出人数众多的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融会贯通,促进自身发展。到了近代,日本又率先引进西学,派出为数众多的留学生,到欧美各国求学,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中日两国经历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古老的中国,受封建专制制度的约束,发展十分缓慢,以至于到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以日本为师,并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康有为在奏折中特别指出:“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惟妙惟肖。”①但是,晚清时代的读书人大多不知道,明治维新后多年,日本大学尚把中国的语言、文学、史学、法学以及哲学等传统学问,仍然当作他们重要的必修课,列入章程,长期实行。

  沙畹1907年3月27日星期三晚上10点离开巴黎,他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4月14日到达沈阳。第一阶段的考察大约持续了一个月,他在沈阳呆到22日,期间参观了沈阳故宫,得到保存在此的60多面金属镜子的模具,这些模具如今保存在吉美博物馆。他还参观了北陵,并到了中朝边界的东陵,充分利用行程在此研究鸭绿江上洞沟一处5世纪的碑铭,释文由古恒(Maurice Courant,1865—1935) 先生在《亚细亚学报》发表。他也察考了位于高句丽古代皇宫,一处重要的墓葬和上乘寺城墙。从4月 23日到5月 14日,他从沈阳出发,一直向东前进,走到鸭绿江右岸,返程时泛舟而下,沿鸭绿江抵达丹东,然后乘坐日本小火车回到沈阳,这条路线是日俄战争期间由黑木将军的军队修建的。从满洲到北京之后,沙畹与在巴黎相识的圣彼得堡大学的阿列克谢耶夫(张广达先生译为“阿里克”)碰头,并为考察团配备了协助人员,因此考察队共计五人:爱德华·沙畹、阿列克谢耶夫(V.M.Alexeev,1881—1951)、摄影师周先生、拓印师宗师傅以及一位宋姓杂役。他们于5月29日离开北京。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从东京大学档案馆所藏文部省审定通过的该校文科各年级的课程安排,可以清楚看出:东京大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努力推广西学的同时,仍然十分重视汉学的教育。在明治维新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东京大学开设的课程中,仍然将中国的传统学问,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即使到了甲午战争之后,这种状况仍未发生任何改变。

  第二阶段的考察持续了五个月,从5月29日开始,到11月4日结束。考察团从北京出发,经由京杭大运河从天津到德州,然后转乘马车到达济南府。从北到南穿越山东省的途中,参观了泰山,孔庙和孟子故里。之后自东向西跨越河南省,途经开封府和河南府,然后继续向西到达西安府,三天的路程再到乾州。这是沙畹考察的最西端,随后便掉头返程。他横渡黄河到达韩城,据沙畹所说,还没有任何欧洲探险家曾在他之前记载过这条路线。在山西省参观了太原府,佛教圣地五台山和云冈石窟,最后返回北京。路线的制定出自科学的考古学的安排。沙畹考察的两个极点分别是最东边的洞沟,在在朝鲜和满洲交界处的鸭绿江上游,最西边的乾州,距离陕西省府西安三天路程。1908年2月5日,他返回巴黎。

  当时,东京大学汉学科目繁多,内容丰富。明治三十年十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五日),东京大学对文科各系课程作了一番调整,从中可以看出汉学所占比重。当时的汉学课程,包含内容十分广泛。据该校档案室所保存的与外务省往来文书记载,第一年级该校学生所开设的课程为:②

  沙畹考察团留下的一手资料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沙畹在考察结束后编纂的《华北访古记》,有文集两册,图录两册,收录图版 488块,照片原版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得益于法国文化部对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建设,这些老照片在网络上可以自行下载;沙畹归国后在法国亚洲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报告《北中国及满洲考古行纪》;沙畹在考察期间与法兰西学院院士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 的部分通信也陆续刊登在《通报》《法国远东学院院刊》中。二是阿列克谢耶夫的考察日记《1907年中国纪行》,日记的整理工作是由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以及阿列克谢耶夫的遗孀和女儿完成的,其中涵盖了阿列克谢耶夫的俄语旅行日记、汉语旅行日记、私人日记还有部分档案,2001年阎国栋先生翻译的中译版出版;此外,在阿列克谢耶夫毕生的学术生涯中,也在继续着与 1907年这次考察相关的主题演讲和课程,在他留下的档案中,有一张清单是 《有关1907年沙畹院士北方考古参加者日记的论文》,一共有 282个小标题;阿列克谢耶夫的弟子齐比罗维奇 (Schipirovich)1991—1992年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发现阿列克谢耶夫写给沙畹的26封书信和写给伯希和的 91封书信,其中也有一些涉及此次中国考察的内容,1998年这些信件被翻译成俄语在圣彼得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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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3月27日至1908年 2月 5日,沙畹第二次来华考察过程中对石窟、寺庙、石刻等遗迹做了记录和研究。其中石窟部分包括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存图 78幅)、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存图 118幅)、河南巩县石窟 (存图 18幅)、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窟(存图 12幅)等。寺庙包括山东长清灵岩寺、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洛阳白马寺、陕西西安清真寺、山西五台山寺庙等。石刻部分有山东、河南等地石窟以外的佛教造像碑和摩崖造像。

  东京大学所开设的课程,当时是经过呈报文部省严格审定的。本科第一学年共开设了十四门课程,而与汉学有关的课程达到五门之多。其中,中国法制史在整个第一学年中,每周有三个小时,而日本本国的法制史,则尚未开设。中国历史课,在第一学年内,每周三小时,而日本的本国历史,每周仅一小时。相比之下,对汉学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正处于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以沙畹为代表的欧洲人士来华游历、考察,他们的调查、分析、考证,基本建立起近代陵墓、碑铭研究的框架,其著述和手稿日记保存的照片、地图、拓片等资料,是后人补充研究的重要参考。图像记录即是一种文化记忆。由于当年考察的遗迹到如今多有损毁,沙畹留下的这一批影像资料和文字记录弥足珍贵,对于研究这些石窟寺、碑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是明治三十年(1897)十月十一日以后的课程。这已经是甲午战争后的第三个年头,几乎与德国侵占山东胶州湾事件同时发生。其次,本文所引用的课程内容,没有明确说明这个课程安排究竟是针对该校哪个系科的,只是泛泛地说是东京大学该学年的课程安排。这可能与当时该校各科学生中,文科所占比例较大有关。

  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1909—2002)为巫鸿《武梁祠》写序时表示,沙畹或许是来到武氏祠的第一位西方学者。沙畹一共去了武氏祠两次,第一次在 1891年,两年后出版《中国汉代石刻》,第二次是 1907年,并于 1913年出版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华北访古记》,随之成为研究武氏祠的西方学术经典。巫

  在同一份文件中,东京大学第二年级所开设的课程为:③

  鸿在氏著中还详细对比了沙畹、关野贞、容庚和林仰山对武梁祠的综合研究,这四种主要的专著以法、日、中、英撰写,巫鸿提出就方法论而言,沙畹分别于1983年和1913年出版的两部专著是上述研究中“最早,而且也是最佳的例证”,尽管图录拥有缺陷,但各个图录综合使用,不啻为“一份完备的武氏祠石刻的视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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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者上原和先生撰文《龙门石窟古阳洞开凿的年代》,曾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和欧美学者对龙门石窟调查的历史,赞赏了沙畹对龙门碑刻的精密解说,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的龙门石窟研究中,沙畹对碑铭的解读是空前绝后的。李雪芹在思考云冈石窟洞窟编号问题时,也回顾了沙畹在调查中对云冈洞窟的编号情况,而沙畹首先提出将云冈“昙曜五窟”编号为第 16至20窟,这一编号一直延用至今。可以说欧美学界竞相研究中国石窟艺术的风潮,与沙畹1907年中国之行公布大量大同云冈石窟与洛阳龙门石窟的珍贵影像有莫大关联。

  东京大学第二年级所开设课程较多,共有十八门课。其中,有关中国课程仍为五门,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从中可以看出,该校对中国文史、哲学及法律等学科的重视。非常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法制史全年为每周三小时,而该校开设的法制史,全年每周才一小时。中国史每周两小时,日本的国史则为一小时。事物在比较中,才能加深认识,与其他相关课程比较,该校所安排的有关中国之课程,当时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沙畹拍摄的昭陵六骏是早期外国探险家中拍摄最早的,足立六喜在其著作 《长安史迹研究》中也引用了沙畹的照片。沙畹在乾陵考察时曾想发掘神道东侧的翼马,清政府没有同意。1909—1917年间,沙畹的学生谢阁兰 (又译色迦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在华任职,并利用此机会考察古迹,1914年谢阁兰再次向民国政府申请,然后得到许可,他清理了翼马周围的泥土,令翼马露出全貌。回到法国后,谢阁兰于1923年出版《中国西部考古记》,之后由冯承钧译介到中国。谢阁兰还首次提出霍去病墓上的雕刻,对此,王子云评论道:“这批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雕刻,也是最杰出的文化遗产。早在清代末年就被外国一些考古学家发现,并在法国印出了介绍这批优秀雕刻的图书,而中国自己却无人知晓。”谢阁兰三次来华调查古迹,深入中国腹地,对中国了解较深,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为读者所接受,他师承沙畹,对文物古迹既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又对当时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了然于胸,因此其研究角度和深度都有别于普通研者,他的发现和研究至今仍是珍贵的考古资料。

  文部省审定的东京大学第三年级文科所开设课程为:④

  沙畹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开创,由法国学者雷慕沙与儒莲等发扬的一门科学。沙畹凭借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并必须视中国文化为活的文化,而非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伯希和在日后感慨:“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昔余之来中国,亦无非师效沙畹之榜样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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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畹早年即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参赞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他于1889年第一次来华,任职于法国公使馆,继续从事翻译。这时汉学家与中国人的关系依然继续了往昔传教士的风格与痕迹,即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从事汉文典籍的翻译。沙畹考释西域简牍虽借助中国留学生吴勤训和魏怀之力,仍多误解。冯承钧留学法国最初攻读法律,毕业后进入法兰西学院从事研究,“时彼邦硕学如沙畹,伯希和,鄂庐梭辈,皆与承钧相师友,学问相劘切”。后冯承钧译述法国汉学家著作,成为国人了解法国汉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中介。

  第三学年的课程数量大为减少,只有十二门。但是,有关中国的课程依然为五门。特别有趣的是,在大学第三年中,一、二年级所开设的外语课,有汉语、英语、德语、法语,可是,到了第三学年,除了继续开设汉语课,其余语种的课程,包括日语课在内,则一概没有列入语言类教学课程,可见对汉语之重视。另外,中国法制史在三个年级中,都有开设,每周讲授二至三小时,而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法制史,只有一、二年级时每周一小时,到了三年级,则没有开设这门课程。日本对中国法制史格外重视,是不言而喻的。三年级每周课时总数为二十三小时,而有关中国的课程,则有八小时之多。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东京大学早期课程中,汉学所占比重是很大的。

  光绪三十三年 (1907)十月初六日署理法国公使藩荪纳为代达本国博士沙畹中国考察事给清政府外务部致感谢照会,原始档案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阿列克谢耶夫也在日记中记录了与王云汉等中国官员的故事,甚至还有接待者给予沙畹和阿列克谢耶夫二人不同待遇的细节描写,比如地方官员准备了两顶规格不同的轿子,将豪华的那顶供给沙畹乘坐,而将简朴的一顶留给阿列克谢耶夫,阿氏对这一“社会人”的做法颇有微词。

  从以上外务省批准的东京大学三个年级的课程内容,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哲学、法学、历史、文学以及汉语等所占课时,大约是全部开设课程的三分之一左右。明治维新运动以后的三十年,日本著名学府中,对有关中国内容的学科,仍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

  除了与中国官员、学者结识交往,沙畹在华期间也造访了日本官员、学者,并且和在华传教士会面。1907年沙畹来华考察,彼时桑原骘藏(1871—1932)由文部省选派到中国留学,曾与沙畹会面。桑原先生同年4月12日由神户出航,18日抵达北京。森鹿三从桑原骘藏之子桑原武夫处借得桑原骘藏留学时的日记,得知桑原骘藏曾于5月25日在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服部宇之吉博士处见到沙畹。桑原在华两年间也遍访山川风物,游历历史古迹,主要有洛阳长安之旅,山东河南之旅,内蒙古东部之行和江南之行四次,其所做访古考史游记学术文献价值极高,被日本学界视为游记中的典范之作。他们因为怀有探寻华夏史迹的目的而在北京邂逅。1906年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 受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邀请离开温州,到山西大学堂担任校长,1907年10月6日沙畹一行到达太原时特意去拜访校长,还见到一位英国神父苏特希尔,传教团热情地邀请沙畹和阿列克谢耶夫二人赴宴。

  这种课程设置,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有许多有价值的知识,值得世人尊重。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求知若渴,见贤思齐,尤其是早年对中国文化的吸取。即使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将清政府打得落花流水,却仍将汉学选为东京大学授课的重要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受地域关系的影响,自古以来,日本已将汉文化的精髓,深深地融入到本民族的文明之中,成为其中难以分割的部分。

  沙畹来华期间与中国学者有所交往,中国学者游历欧洲,留学生负笈求学,也往往登门造访,平素里也有书信往来。1910年10月26日张元济访问巴黎期间曾与沙畹畅谈。1935年6月6日讲话坦言:“现代法国深通中国文化的学者很多,其最著名者如沙畹和伯希和诸先生,尤值得我们敬佩。沙畹先生在二十余年前鄙人游历欧洲时曾往奉访畅谈。”11月,金绍城考察欧洲,也前往拜访。他在日记中记载西历十二月十号,“往访西友沙畹,乃法之东方学博士也。以所著书见赠,长于考古之学,于中学研究颇深。”1913年沙畹通过伯希和与罗振玉书信往复,将所撰考释斯坦因所获西域简牍校本寄往京都。沙畹联合欧洲学者邀请罗振玉访欧,罗邀王国维同行,因战争原因未能成行。1918年沙畹辞世,法国驻华公使柏卜到北京大学演讲,北大专门请他介绍沙畹。

  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文部省通过的东京大学必修中国文史哲法课程的具体内容,与当时中国国内莘莘学子所学的课程,则有很大区别。因为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都是日本学子们研究汲取的目标。而中国国内当时实行的,是从隋唐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长达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广大士子仍在八股文紧箍咒的约束之下,所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利禄。至于他们所学的内容,已经与世界发展潮流不相吻合,蹉跎岁月,学非所用。这种与封建专制制度相伴随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

  二、东京大学最早接受的中国留学生

  在东京大学成立早期,曾有过零星的中国人在该校工作或学习。自戊戌维新之后,受变法思潮的影响,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热潮逐渐兴起。特别是在经历了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思想开通的张百熙主持学部及京师大学堂的校务后,清政府的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许多被派往日本的留学生,都把东京大学作为自己的首选目标。

  据明治三十三年(1900)日本文部省、外务省的有关外国留学生的档案记载,北洋大臣首先向东京大学派遣了以黎科为代表的头等、二等留学生各三名,这是来自中国的首批公派留学生。日本文部省文书课明治三十三年的第861号文件,记录了文部省对黎科等人的具体安排。文部省的公函称:

  东京帝国大学总长,理学博士菊池大麓殿下:

  别纸所附称黎科及另外五名,系清国北洋大臣向我国所派遣的留学生,分别从事政治、法律、物理、化学、农工科等专业的学术研究。现在该学生等于本学期在上述有关学科中,与贵校相关专业同学,一道听讲学习。外务省迭次来文,并承贵校允准安排,故谨向外务省作此回复。

  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文学博士上田万年谨致(印)

  明治三十三年四月七日

  附言:本文所述留学生听讲文件,正木秘书官曾致丸山书记官,进行具体安排。⑤

  文部省在此项档案的附件中,还专门记载了北洋大臣所派遣六名留学生的姓名、年岁及籍贯。该文记曰:

  头等学堂学生(三名),分别为:

  黎科,二十岁,广东新会人;

  张煜全,十九岁,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

  王建祖,二十一岁,广东番禺人。

  二等学堂学生(三名),分别为:

  张奎,十六岁,江苏松江府上海县人;

  金邦平,十八岁,安徽徽州府黟县人;

  周祖培,十八岁,江苏苏州府吴县人。⑥

  对于这批北洋留学生的学历,及其在东京大学所学专业,往来文书档案中亦有清楚登录:

  黎科,为天津大学一级生,八年英语修了,学习土木科;

  张煜全,为天津大学二级生,八年英语修了,学习政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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