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合久必分

作者: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原标题:邱志红: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原标题:葛剑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原标题:苏武牧羊:居然是生活在人间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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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1988年8月,我为吉林教育出版社策划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写了一本题为《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 (以下简称《普天之下》)的小册子。完稿后不久,有关方面为 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征集论文。 我以此书的基本观点写了一篇《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的论文 应征,入选参加国家教委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讨论会。经 这次会议推选,我又以此文出席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 校、中国社科院于1988年12月在北京大兴召开的“纪念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收入此文的《理论纵横》 同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还收入次年由上海三联书 店出版的《第一次大潮》。

公元前100年,汉朝人苏武出使匈奴,并开启了长达20年的流放生涯。流放地位于当时一个叫北海的区域,也就是今天俄罗斯西伯利亚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的贝加尔湖。

邱志红

但《普天之下》却生不逢辰,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是在1989 年4月,第二次印刷是在当年12月,实际发行都已在“你懂的”以后。以至有的朋友为此书写的短评也被莫名其妙地被从报刊排样中撤掉,几年后才在另外的刊物上重新露面。 但从版权页上看,两次毕竟印了5000册,据说出版社没有存 书,免不了引起读者的关注、议论和批评。好事的朋友带到香 港、台湾和国外,也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学者中产生若干反 响。此书的台湾版于1993年问世。韩国的淑史研究会将此 书译成韩文,由新书苑图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在《汉书》和流传已久的苏武牧羊叙事中,北海被描绘为一个人烟罕至、生存环境残酷恶劣的死地。但作为现在俄罗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和自然保护区,贝加尔湖畔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那里其实是一个人间仙境。

作者简介:邱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文章原刊:《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史学研究公号。

可是当时国内的朋友却很难买到这本书,面对友人和读 者的需求,我也无能为力。正好北京三联书店与台湾锦绣出 版公司有联合编辑出版《中华文库》之举,来上海组稿,我即决 定以《普天之下》的基本观点,增加历史部分内容,另写一本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于1991年10月完成。 此书的繁体字版1992年即在台湾出版,但简体字版到1994 年10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大量发行已是1995年上半年了。 正好台湾李登辉访美,善于联想的人居然将我的书与此事联 系起来。幸而台湾版问世已有两年多,又没有李氏或台独利 用过此书的证据,发行及再版未受影响,至今年初已印过三 版。国内外友人都说在因特网上可阅读此书全文,我却一无 所知。所内同人还在复旦大学附近见到载有此书的光盘出 售,自然完全是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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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如《普天之下》的后记所说,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 分裂的思考与研究开始于此前七八年,即80年代初。所以在 写这两本小册子的同时,我还写了一些专题论文。第一篇《再 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收入上海市历史学会编的论文 集《历史·国情·现代化》,1990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顾 名思义,这是对前一篇论文的补充和深化。第二篇《论秦汉统 一的地理基础》是一个案研究,发表于1994年第2期《中国史 研究》和《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第三篇《中央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发表于《现代与传统》第 五辑(广州出版社,1994年),其中部分内容曾以《大一统王朝 划分政区的两难》为题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编的《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至于我在其他论文或文 章中运用这些观点,或作某一方面的发挥,有心的读者肯定已 注意到,就不一一列举了。

贝加尔湖是全球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晚清政治史既是中国近代史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广义 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的国内史学界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代冶的东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 法,从多个视角对晚清制度史、晚清历史事件与人物、晚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等进行了更为充分、细致和深入的 研究。 其中,晚清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心。 晚清史的整体研究仍在成熟、稳健 的学科发展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

报出这笔流水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近二十年来 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的思考与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尽管是断断续续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我的探 索轨迹,因为有的论文能看到的人恐怕很有限。

苏武是否真的如传统叙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贝加尔湖畔度过的是悲惨的20年呢?现在我们知道他除了有放牧的公羊,还有淡水海豹、鲟鱼、鲑鱼等2500种动物做伴。其中大部分为贝加尔湖地区所特有的。

检视2017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最明显 的特点是伴随从事件史到制度史的回归,晚清制 度史的研究继续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发 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内容涉及清末制度 改革、科举制和晚清教育制度、晚清财政制度、晚 清法律制度等各个议题,极大地推进了晚清制度 史的研究。 晚清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也取得明显 进展,一方面研究重心后移,大量论文聚焦在清末 最后十年间的历史;另一方面像鸦片战争史、太平 天国史等几乎达到所谓“学术高原冶的研究领域, 在相对沉寂的研究态势中仍然出现不少有亮点的 学术论著。 此外,在中外政治关系等晚清政治史 研究的重要领域,也发表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研究 成果。

我一直希望能就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写一部系统的学 术专著,但至今未能如愿,原因之一是这些年我主要致力于中 国移民史和人口史方面的研究,原因之二是资料积累还远远 不足。既然越来越多的朋友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我也愿意随 时表明自己的认识,进行讨论,所以本文还是在原来论著的基 础上,补充一些看法。称之为“余论”,并不是说这个题目的研 究只属于“余”了,而是由于我没有继续作系统研究,能补充的只是前几篇论文之“余”。

贝加尔湖丰富而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优美而健康的环境,让苏武其实生活在关中老乡们所无法想象的世界奇观之中,更让他能延寿到80多岁。

一、晚清制度史研究

为了论述的方便,并使一个论点保持相对的完整性,我不 得不重复一部分前几种论著中的观点和论据,请看过前几种 论著的读者谅解。

作为千百年广为流传的正统励志故事,我们可挑选出关于苏武物质生活的信息,结合贝加尔湖的自然地理知识,复盘下2000年前苏武是如何在贝加尔湖生活的。

在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清末最后十年间的 制度改革长期为学者所关注,研究深度和广度不 断拓展。 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 推行新政事务的重要机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注 意讨论督办政务处的章程条文,对其实际运作则 往往语焉不详。 赵虎发表3篇相关论文,对督办 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指出其 职能权限伴随政局变动、人事变更和新政进程而 不断调适,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向。 具体而言,辛 丑“两宫冶回銮之前,由于特殊的内外政情,督办 政务处职能广泛,既需对有关新政折件做最后覆 核与审议,又需代行其他有关机构甚至军机处之 职权,确为统汇新政之枢纽,且与京内外各部门关 系密切;丙午改制后,督办政务处改组为会议政务 处,成为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 性机构,在预备立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3]李俊领选择清末仿行宪政新形势下礼部新设之机构礼 学馆为研究对象,对其设立的来龙去脉及其修订 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具体举措与成 效进行探讨和反思,揭示了礼学馆中人复杂的政 治理念、文化情怀与制度变革相互纠缠的多重关 系,指出礼学馆在礼法制度修订上进行的一些因 时制宜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清廷内外未能预 先建立起改革共识,礼学馆最终也未能完成其试 图调适礼治与宪政的改革之任。[4]彭雪芹对清末 外官制改革中巡警道员的选任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在巡警道员选任规制形成的过程中,清 廷、民政部、督抚等多方博弈,典型地反映了清季 官制改革、铨法变迁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多重互动 影响。[5]赵卫宾通过对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 建设、整顿以及发展过程的详细梳理,系统揭示了 新疆编练巡警军并逐渐走向近代警察体系的职业 化之路。[6]崔志海则聚焦于清末的币制改革,从 中美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 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 W. Jenks)来华 及其币制改革方案,认为精琪来华帮助清政府进 行币制改革,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 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 而清政府最终拒绝精琪 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改革方案,不能将 其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冶所代表的 地方利益的抵制,而是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 主权和利益,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7]

一、中国历史上究竟是统一的时间长,还是分裂的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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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季终结的科举制,学界已充分认识到 其作为一个综合机制在考试教育、官僚选拔、分层 配置、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杨念群从晚 清士子阅读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晚清改革群 体妖魔化科举内容及功能的过程,将科举制置于 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对晚清科举制由“改冶 而“废冶的进程及其社会影响重新加以审视,指出 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 并重的双重职能,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 “学冶选“官冶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中 国式的“代议冶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8]关晓红则从官僚选拔的层面,对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 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规则、标准等 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从清初及至晚清时期的 变化轨迹进行了细致考察与辨析。 指出清代铨选 多途并进,相互渗透,加之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 制设置,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 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 道咸以降科 举改革与铨选制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变革 的种种复杂困境,以及学风、官风、民风与世风的 密切联系。[9]此外,孟义昭对清代江南乡试分闱 之议的复杂过程以及光绪朝无果而终的原因与影 响进行了专门讨论和分析,弥补了科举史研究以 往只重视乡试分闱成功之湖广、陕甘研究之不足, 指出有清一代江南分闱之议此起彼伏,根源在于 江南分省,但由于安徽、江苏两省自身的城市因 素,特别是安庆的地理位置及其城市特点难以获 得安徽全省的认同;江南两省官员、士绅群体对于 分闱态度不一,甚至互相掣肘,始终未形成命运的 共同体;清廷对江南采取防范、压制政策。 以上各 种因素交织,加之清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致使在知 识公平与区域公平发生冲突时,清廷艰难地选择 了后者,江南乡试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自始至终 两省合闱的乡试。[10]马子木则重点考察了道光以 降翻译科向驻防八旗扩展,最终形成驻防八旗内 “文闱与翻译兼行冶双轨体制的发展历程。 指出 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 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但实际上由于铨选制 度的弊端,以及翻译科自身制度上的缺陷,驻防士 子实际上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11]顾 建娣具体探讨了晚清旗人书院与清前中期的差异 及其原因,认为晚清旗人书院的变化反映了旗人 文化的流变和晚清社会的变迁。[12]

长期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是统一,统一的时间 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间则越 来越短。

大部分人觉得苏武只是在贝加尔湖与公羊作伴20年

作为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财政制度史研究继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且咸同 时期的财政转型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倪玉平 对此一时期的财政转型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咸 同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冶到“财政国家冶 的转变,具体到奏销制度层面,咸丰以前的钱粮奏 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 财政大权;租税结构层面,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 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关税为主的工商税;指导 思想方面,清政府也在事实上放弃了“量入为出冶 的财政理念而步入了“量出为入冶的阶段。[13]廖文辉聚焦咸丰朝的户部银库,对先行研究进行了 检讨和补足,指出彭泽益、史志宏等人研究中利用 的核心资料,即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十三日户 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所附《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的 银库收支与库存数量清单》所指并非户部银库, 而是吉林银库。 在详细爬梳户部银库黄册(包括 大进、大出,尤其是四柱册)与饷鞘月单等资料的 基础上,根据对咸丰朝历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 据进行重新统计和分析,廖文辉指出,咸丰朝的户 部银库不仅在具体的收支内容、数量、规模方面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 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从之前的全国财政中枢一 降而为仅供京师用款的财政,作者认为这种变化 反映了内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应财政危机的能 力,以及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的变化趋势。[14] 面对太平天国战事带来的财政危机,咸同时期清 政府的战时财政模式依次经历了传统户部酌拨制 度、咨商拨解制度、就地筹饷和隔省筹饷制度的演 变。 咸丰十年(1860 年)曾国藩统率湘军东征围 攻安庆,为解军需之困,在湖南长沙设立临时性的 战时筹饷机构———东征筹饷局就是隔省筹饷制度 的具体实践。 王静雅对湖南东征筹饷局的兴废历 程做了具体考察和论述,指出东征筹饷局兴废过 程中官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官员之间的交谊与 共谋、清廷与外省利益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战区省 份之间的博弈与妥协、旧制度与新章程之间的矛 盾与张力等等因素互相交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晚清战时财政运作备受牵制的复杂面向。[15]刘增合立足于晚清长时段的战时财政运作模式,对同 光年间左宗棠的西征筹饷问题做了重新探讨,通 过再现晚清战时财政运转中环环相扣的关键链 条,系统梳理了晚清战时财政制度递嬗之轨迹,指 出与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相比,左宗棠西 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省际咨商拨解、举 借外债以及借拨外省库款夹杂其间,总理衙门与 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致使晚清 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旧有 协饷制度是否有效运作,东部淮饷与西征军费如 何均衡调处,成为同光时代检验清廷治国理政智 慧的关键。[16]盐政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洪均 对咸同年间战时财政体制下湖南盐政从“北川南 粤冶到粤、川、淮三盐并存的演变做了较为系统的 考察,并以盐厘收入为切入点,通过销区争夺中省 区与中央、省区与省区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清廷 既欲收拢地方财权,又无力承担以指拨筹措各省 开支的责任,导致就地筹饷的战时财政体制继续 维持,“外重内轻冶的格局未能得到扭转,其根源 在于清廷统治者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及自身的腐 朽。[17]倪玉平重点考察了同治七年(1868 年)底 至同治九年(1870 年)初两江总督马新贻兼理两 淮盐政期间进行的盐政改革,指出经由马新贻寓 票于纲的盐政实践,晚清两法盐政改革重新回归 到纲法体制,晚清两淮盐政制度至此最终定 型。[18]任智勇则关注道咸时期粤海关的体制演 变,从人事、关税政策以及收入、支出情况等四个 方面系统探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843 年) 至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 年)期间粤海关的关税 制度变迁,认为清政府为维护粤海关的主导地位, 无论是中枢还是广东方面都有明显的回到原来一 口通商制度的意愿,然而外部各局的变动与太平 天国运动的爆发,加之制度调整过程中对既有制 度的过度依赖,使这种努力终成泡影。[19]

这里暂且不讨论统一是否主流的问题,先看一下历史事 实,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年是统一的,又有多少年是处于 分裂状态。

起初,匈奴单于给苏武的都是公羊。由于不能繁殖后代,所以这群羊只能用来吃和剥皮。但苏武初到贝加尔湖开荒,就发现可以吃野鼠储藏的干草和果实。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吴佩林对清 代四川南部县衙司法档案的研究用力甚勤,成果 迭见,本年度的几篇力作,如对清中后期县衙堂审 记录“叙供冶文书和诉讼实践中“违式冶递呈的考 察和分析,均是从地方司法文书制作与实践的角 度对清代后期地方法律运作方式研究的进一步拓 展。 作者研究表明,有别于以往一般意义上对清 代州县司法程序中口供的理解,州县司法档案中 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明代及清 初常见的记录口供的形式为“招状冶,清中后期演 化为“叙供冶。 四川南部县的叙供多由案件承办 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冶,其书写结构 的变化,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规范化 的特征。[20]此外,基于《南部档案》中“违式冶递呈 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作者指出,遵用状式是清代县 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但在诉讼 实践中,由于涉讼者受经济、制度改变等因素影 响,“违式冶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诉讼者 的一种诉讼策略,而地方官府对此类“不遵用状 式冶递呈的受理,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 结合的理讼观。[21]张世慧以牙行侵欠客商、京城 钱铺关闭及倒账三种案例为中心,对清代商业活 动中钱债案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突破州县自理范畴 的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揭示了社会 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固有法律制度、司法审断及统 治秩序的冲击。[22]邱志红以发生在民国初年之姚 荣泽案的审理为历史透视点,重新梳理以陈其美 为代表的军政派和以伍廷芳为代表的法制派各自 如何以正义的名义处理该案的来龙去脉,探讨该 案作为“中华民国首宗审判冶开启近代中国司法 独立先声的历史革新意义,同时具体揭示此案背 后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孙中山的司法思想。[23]在 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许同莘 档案及日记、唐烜《留庵日钞》稿本等资料的基础 上,李欣荣、王雁分别对晚清法律人物许同莘、唐 烜进行了个案研究。 前者重新挖掘晚清“失语冶 法政人物许同莘学法、修律之人生轨迹,认为其坚 持以西法为主导、新旧并蓄的法学理路,未能适应 晚清以降趋新的时代大潮,代表了“过渡时代冶中 的似旧还新者,并提示学界更多关注其参与清末 修律实践的意义。[24]王雁则关注唐烜在刑部、大 理院司官任上的公务活动及生活空间,并以此为 切入点探讨晚清变革时期六部司官群体的公务生 活及工作状态。[25]此外,田欢通过对晚清新疆建 省后命盗案件法律政策调整与实践的考察,探讨 了新疆法律政策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26]

在《普天之下》中我做过如下结论:

现在我们知道,该地区特有一种叫奥尔洪山地田鼠的物种。它们喜欢搜草本植物和果实,在充分干燥后,放入自己石头块形成的巢穴。奥尔洪山地田鼠生活的区域,位于塔热兰斯基草原(Tazheran)、小海湖峡和奥尔洪岛上的岩石出口与石块堆里。

除上述涉及晚清制度史领域的论著外,王刚 的《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吴佩林的系列论 文《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清代州 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李治国的《清代中后 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等,均对晚清官 制、文 书 制 度、 藩 部 朝 觐 制 度 等 内 容 有 所 讨论。[27-30]

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这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以华 夏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 政权。 此后有一千余年的时间内,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在找不到确切名称的情况 下,姑且依惯例这样称谓),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 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的政权始终存在。 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八 十一年。1840年后中国又进入了局部分裂或分裂 的阶段,至今还没有结束,真正的统一还有待完成。 所以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 统一的时间是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的时间。但元朝以前分裂时间多于统 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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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 中我进一步作了说明和具体计算:

奥尔洪山地田鼠

关于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及相关人物的研 究,卢晓瑞对林则徐和王笃在广东禁烟期间围绕 “主战冶和禁烟举措政见方面的异同,二人友谊缘 起及破灭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考辨。 作者认为,道 光二十年(1840 年)九月林则徐被革职实际上源 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冶怀柔主张迎合了道 光帝的真实想法,王笃卸职离粤前后在“主战冶政 见上与林氏完全一致,不仅未有议和主张,也未参 与议和诸事务;二人的分歧在于对禁烟举措的不 同看法,王笃偏向“弛禁冶主张,且因依附穆彰阿 及其党羽,为明哲保身、推诿责任,方有道光二十 一年(1841年)八月前后入京述职时向道光帝状 告林氏事件发生,此后二人友谊终告决裂。 诸多研究者将王笃作为羁绊林则徐销烟的关键性人 物,有失偏颇。[31]王涛基于中英双方战争亲历者 的记载、海军出版物、报刊等资料,对鸦片战争前 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及影响做了系 统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 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 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成为决定战 争胜负的重要原因。[32]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 时间为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 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 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 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崇祯后期等。 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 1911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 百分之四,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 十五。 如果从有比较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公元前 841年)算起,前者约占百分之三,后者约占百分之 三十五。 按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 公元前221年-前209年(秦) 12年 公元前108年-公元22年(西汉) 130年 50年-184年(东汉) 134年 280年-301年(西晋) 21年 589年-616年(隋) 27年 630年-755年(唐) 125年 1279年-1351年(元) 72年 1382年-1644年(明) 262年 1683年—1850年(请) 167年 合计 950年

从这种田鼠的活动区域推测,苏武应该也是在塔热兰斯基草原到奥尔洪岛之间。塔热兰斯草原确实是草场资源比较贫瘠的地区,但是其他物产并不匮乏。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刘晨对天京事变的 研究不囿于成说,勇于提出新见,围绕“密议冶“逼 封冶和“密诏冶三大疑案,抽丝剥茧,试图勾勒出全 新的天京事变真相。 作者认为,天京事变前韦昌 辉、石达开、秦日纲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的原因, 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洪秀全下达的 是具有突发性和非正式性的“密函冶,所谓“诛杨 密诏冶其实并不存在;杨秀清被杀的时间被洪秀 全人为地前置于1856 年9 月2 日,实际上“东升 日冶很可能在9月5日;事变前夕,洪秀全下达诛 杨明诏,诛杨实践从“同盟密议冶“靖难密函冶发展 到“公开声讨冶的阶段,并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洪氏 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 的折损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冶来定位。[33]祁磊 注意到咸丰十年(1860 年)上海战役进程中太平 军首领李秀成和洪仁玕的意见分歧,指出后者从 决定东征苏常沪到放弃上海这一态度的转变,成 为上海战役失败的关键因素。[34]庞毅通过讲述太 平军长沙之战中善城隍守城成功的故事,揭示出 晚清政府、地方官员对待地方神明的复杂态 度。[35]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和局冶的形成,清 政府得以全力对付太平军。 关于清军与太平军的 关系,曾志文对咸同之际总理衙门主持的兵舰外 购事件做了专门探讨,指出兵舰外购的最终失败 源于总理衙门、地方督抚、各海关以及英方的权力 博弈,而总理衙门与湘淮系督抚购舰目的和态度 的差异为要因所在。[36]围绕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 动员加入天地会、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周立春 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否存在“统一的上海小刀 会冶等问题,周育民著文与戴海斌进行了有益的 商榷,既丰富了人们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认识,也 深化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37]作为基督教在华传 播初期最著名的华人基督徒,梁发1832年撰著的 《劝世良言》一书,直接影响了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运动。 司佳以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案卷中仅存 的一部相对完整的《梁发日记言行》(1830年3月 至11月)为基础,探讨了梁发的宗教观念。[38]针 对太平天国善后、“同治中兴冶的标志性事件——— 江苏减赋,周健在重建1780—1900年江苏起运交 仓漕额大数据的基础上,从事件史、政治史以及财 政史的角度,重新进行了探讨,指出督抚司道在该 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 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39]

我的结论和计算结果与传统的说法完全不同,却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传统说法是根据朝代来划分统一时期或分裂时期的,如果一个朝代被称之为统一王朝,就将这个朝代 从头到尾都计算为统一时期,这当然是很不科学的,违反了历 史事实。又如,只要有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存在,就称之为统 一时期,而无视非汉族建立的政权或边疆地区政权同时并存 的局面,像北宋、辽这样的分裂时期就成了统一时期。正因为 如此,我采用了根据历史事实,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朝代起和迄 的标准,将一个朝代中尚未完成统一和统一已经丧失的那些年份排除。

苏武能吃到的美味而健康的坚果与浆果。并且你会发现,苏武能吃的都是高端货。首先是雪松、偃松的坚果。这两种树在西伯利亚非常常见,是一种普遍易得的高油脂食物来源,即使是棕熊也极为依赖他们的果实。

关于洋务运动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学界一般 意义上将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 年)出任直隶总 督视为其洋务建设得以长足发展的起点,并进一 步将其洋务事业概括为19世纪70年代的创兴时 期、8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90 年代的停滞及破 产时期这一“三段论冶表述。 朱浒从军用工业、民 用工业和海防建设三个方面,对19世纪70 年代 李鸿章的洋务建设活动从之前的高歌猛进到后半 期停滞不前甚至部分倒退的剧烈波动及其影响因 素做了专门考察,指出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冶引发 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 与赈灾活动围绕清政府的资源分配,呈现复杂的 互动与博弈,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政治格局下, 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40]汪荣祖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郭嵩焘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做 了探讨和反思,认为郭氏对洋务以及西学的认识, 远超同时代同以洋务见称的李鸿章、沈葆桢、丁日 昌等人,已经涉及体制改革层面的思考,堪称高瞻 远瞩者,但他终未能引领时代,不为主流社会所接 受,且遭骂名,其个人境遇与结局亦成为那个悲哀 时代的最真实注脚。[41]

在《普天之下》和《启示》问世后,同人和读者提出了不同 意见,有的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其中郑州的任汉生先 生多次给我寄来过长篇论文,讨论统一的标准和年代的划分。 我反复思考过这些意见,查阅过有关史料,我的基本观点没有 任何改变,但在具体划分上作了一些调整,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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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涛在仔细考索中日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 甲午陆战中学界主流久已“定论冶的史实重新做 了考察和辨析,认为叶志超、依克唐阿在战争中的 怯懦表现,源于清军军火储备实际上的严重不足, 而像徐邦道这样得到正面肯定的重要军事将领, 实际上并不具备应对近代战争的军事素养和才 能。 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 具体认识。[42]葛业文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 败的原因,认为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来自军事上 清政府军事改革不彻底、战争准备不足、战略指导 混乱 无 方、战 术 战 法 不 当 以 及 军 队 战 斗 力 低下。[43]

秦朝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消灭了六国中 最后一国——齐国,可以看成统一的开始。此后秦军南下,征 服南越,将疆域扩大到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部,属于开疆 拓土,不影响统一的形成。但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 胜、吴广起义爆发,同年起兵反秦或拥兵自立的还有武臣(称 赵王),刘邦,项梁、项羽,田儋(称齐王),韩广(称燕王),魏咎 (称魏王)等。尽管其中有的名不符实,或旋立旋灭,但秦朝对 关东大部分地区已丧失控制,统一局面不复存在。所以秦朝的统一时间是12年,而不是它起迄的15年,统一时间占秦朝 的80%。

奥尔洪山地田鼠的生活区域可以让我预判苏武的活动范围

本年度戊戌变法史与相关人物方面的研究亮 点颇为突出,可谓提前吹响了翌年戊戌二甲子周 年纪念的号角。 马忠文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 肇新与其兄顾肇熙的书信资料,对1897年中德胶 州湾交涉、1898 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 缺原因、总署议复康有为《第六书》、政变后张荫 桓革职原因及光绪皇帝征医等问题,做了新的研 究,纠正了一些讹说,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 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有很大助益。[44]在细致爬梳 新出版的《徐世昌日记》及未刊荣禄信札等资料 基础上,马忠文重新检视戊戌政变后复杂朝局中 袁世凯的政治境遇,指出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 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除政见差异外,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 斗争。[45]此外,马忠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档案馆藏一册翁同龢“伪札冶所依据的原 本、仿本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和分析,并对史料利 用与文物收藏的密切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6] 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纷争,不同于学界将此视为 新旧之争的论断,贾小叶的研究从“康党冶“康学冶 切入,重新揭示时务学堂之争实际存在着一明一 暗两条线索的多元、复杂面相。[47]此外,贾小叶就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一文的作者展 开深入的史事考辨,认为实为金梁写出的这篇内 容酷似“康党冶宣传的“忤逆冶上书,背后折射的是 戊戌乙亥年间清廷与“康党冶“新党冶之间错综复 杂的矛盾关系。[48]本年度贾小叶另外两篇分别围 绕《时务报》、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关系的考论 文章,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 作者指出,上海《新闻报》代表维新党人发声,在 呼吁变法、反对废立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如一,在戊 戌己亥政局中的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49]而两江 总督刘坤一对于维持戊戌政变后的复杂朝局发挥 了重要作用,其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则显示出戊 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50]戴海斌的研究聚 焦戊戌至庚子时期日本人在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 《亚东时报》,通过中、日两方面文献的比勘互证, 系统考察了唐才常、章太炎、宋恕等人与该报的真 实关系。[51]

西汉新莽公元前206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当时刘邦的汉只是同时并存的19个王国中的一个,只拥有今陕西 南部和四川大部。即使到刘邦起兵还定关中,他的控制区也 只扩大到今陕西大部和若干相邻地区,岂能算作统一?公元 前202年,刘邦称帝,正式建立汉朝,但南方的东瓯(瓯越)、闽 越(东越)、南越已经自立,从今浙江南部至福建、两广已不在 汉朝统治之下;北方的匈奴占据了不少秦朝故地;汉朝的统治 区远没有恢复到秦朝的疆域范围,统一并没有完成。直到汉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灭南越国和东越国,才恢复了秦朝 的疆域;而在北方的汉匈边界也已回到了秦朝的北界;至此汉 朝才完成统一。我原来将汉朝完成统一的时间定在公元前 108年,根据是当年朝鲜降汉,汉朝置为四郡。但此四郡的范 围已超出秦朝疆域,不属于恢复统一,而是新的扩张,所以应 调整至前110年为宜。 公元8年王莽建新朝代汉,但统一局面仍然维持。至公 元22年,赤眉、绿林起义已爆发,由绿林发展出来的“下江 兵”、“新市兵”、“平林兵”以及刘续、刘秀等都已起兵,到次年 就形成了割据分裂的局面,所以统一结束于公元22年。 这一阶段的统一时间现调整为132年,比原来的计算方 法增加了2年。以往按王朝起迄计算,西汉与新朝共230年, 现在计算的统一时间占其58%。

再有是西伯利亚地区常见浆果。如蔓越莓、蓝莓、沙棘果、黑果越橘、黑醋栗等。浆果可以冷冻,或者做果酱。还可以添加到茶里或制成果干。比如苏武从野鼠手里拿到的果实,多数应该为干果。想象下那些千方百计从澳洲海淘的蔓越莓和蓝莓吧。苏武直接当日常用品,做成最爱的甜点。

就庚子之乱及相关人物研究而言,朱英、唐论 对奕劻在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做了深入 考察和分析,指出奕劻临危受命,在“惩凶冶“赔 款冶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 上,更是力陈己见。 庚辛议和,成为奕劻政治生涯 的新起点。[52]刘强、李文儒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 廷上谕中有关“母子一心冶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 应,以及慈禧、光绪帝二人为实现“母子一心冶政 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 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冶的根本 目的。[53]

东汉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称帝,史称东汉,但 当时还有赤眉、更始帝、梁王永、隗嚣、公孙述、窦融、彭宠、卢 芳等割据势力或地方政权并存,刘秀占据的地方范围有限。 建武十二年(36年),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公孙述被灭,但卢芳 和匈奴仍占有北部边疆。从建武九年起,东汉放弃了从河套 至今河北北部的疆域,将八个郡内撤或取消,北界退至今北京 西北、太行山中段、五台山、山西偏关与河曲一线。直到建武 二十六年(50年),因匈奴南单于投降,内迁的八郡才迁回,恢 复了西汉的北部疆界。严格说来,此时东汉还没有恢复对西 域的控制,但就正式建立行政区域的范围而言,仍可将公元 50年作为东汉统一阶段的起点。 灵帝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波及范围很广。 尽管起义当年即被镇压,但余部此伏彼起,地方势力纷纷割据 自立,至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后即形成分裂,最终成为三 国鼎立。另一方面,至2世纪后期,汉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越 来越弱,不少政区不得不撤销或迁往内地,鲜卑逐渐南侵,待 黄巾军起,汉朝无暇顾及边疆,边界后退至今桑乾河、吕梁山、 黄河和六盘山一线,此线以北已为“羌胡”所有。所以,184年 是东汉统一阶段的结束。 东汉的统一长度与原来的算法相同,仍为134年,占整个 东汉196年(25—220年)的69%。

蔓越莓富含维生素C、抗坏血酸、大量的抗氧化剂和维生素B,还含有丰富的丹宁。因此具有优良的抗炎、解热和免疫固化的效果。能够对抗动脉血管硬化,预防肿瘤和血管病变的性能。丹宁还可以预防和治疗膀胱炎、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和其他传染病。因此蔓越莓对身为男性的苏武有种特殊意义。

清末最后十年汇聚了一系列性质迥异的重大 政治历史事件,因此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本年度依 旧成绩斐然。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成 为晚清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 韩策从庚子西狩、 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系统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 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 争暗斗,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 作者认为此次论 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 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 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 刘坤一、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 保的延续。[54]张海荣以1902 年慈禧太后为醇亲 王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切入点,对载沣 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认 为载沣娶妻原聘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 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 的态度。 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冶 和“庚子事变冶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 产物。 通过“指婚冶这种略带温情的政治手段,慈 禧太后不但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后 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巩固和改善了统治基础,也 有效避免了异日“戊戌政变冶旧案重提,确保了自 己与荣禄的身后之名,同时还为未来清朝的皇嗣 继替指明了方向。[55]彭剑对张謇在1904 年间为 推动清廷预备立宪所做的诸多努力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认为张謇主要在三方面影响了清廷的 决策:(1)其所印制的《日本宪法》使慈禧对宪法 产生好的观感和印象;(2)对袁世凯的影响;(3) 促成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56]赵虎对 1905年清政府颁布《会议政务章程》的背景、目 的,以及朝野的讨论、反应做了具体考察,认为该 章程的出台,是预备立宪前夕清政府尝试沟通中 西政体而在体制内进行的一次制度调整,但该章 程出台后,不仅未能满足外界预期,而且遭到来自 体制内的批评,在新旧两方均不讨好,最终流于形 式,未能实现原有意图。[57]1906年清政府选派张 荫堂为查办藏事大臣,参劾前驻藏大臣有泰等官 员,并力倡西藏新政。 此为近代西藏政治史与晚 清边政史研究中的重要事件。 康欣平分析了张荫 棠得以堪此重任的原因:(1)清廷对派往西藏的 大员选拔思路已经转换,即选择具备一定外交才 能与经验的人,张荫棠具备这一条件;(2)张荫棠 在印度参与《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谈判期间,对如 何治理西藏向清外务部发表见解,他的这些对时 势把握颇为到位的筹藏观,对他后来的任命非常 有利;(3)唐绍仪的推荐。[58]李学通依据文献与 影像史料,对1906 年彰德秋操的指挥机关、参演 部队、军演经过、观操嘉宾情况,以及秋操影像进 行了补充说明和细致考辨。 指出此次秋操并没有 审判处或评判处这种名称的机构,也没有参谋处, 更没有徐世昌负责参谋处之事,也未见徐氏本人 参加此次秋操的文献或影像记录,蒋百里也未出 现在观操人员名单中。[59]1907年7月6日安徽巡 警总局会办、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利用巡警学堂毕 业典礼之机,突然袭击参加典礼的安徽巡抚恩铭, 发动“安庆起义冶,又称“丁未皖案冶。 安东强、姜 帆对丁未皖案在推动清末政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加以探析,指出丁未皖案虽然只是一突发性事件, 但对之后丁未政潮的走向,清末资政院的设立,谘 议局的筹办,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都产生重 要影响,显示了清政府、革命党与地方督抚等其他 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博弈。[60]1909年1月2日 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已有 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马勇、朱文亮从不同角度对 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 马勇认为袁世凯遭 到罢免,主要原因在于他患有足疾,以及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有关 联,并非阴谋论,“回籍养疴冶期间,袁世凯并不是 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 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 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61]朱文亮则认为除了外交 上的原因外,载沣、隆裕有着同样的驱袁动机,才 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62]桑兵对袁世凯的《请 速定大计折》做了详细考辨,揭示了袁世凯与清 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63] 此外,桑兵的系列论文厘清了辛亥前后对“汉奸冶 问题的认识。[64]关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政局的关 系,李细珠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末权力结 构的变动做了进一步阐释和深入论证,揭示了清 末“内外皆轻冶的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 要影响。[65]甲午战后十余年间,清政府始终以重 建海军为念。 关于清末海军重建,李学峰认为载 沣摄政后,才真正落实重建海军的决心,并在其支 持下,切实为推动海军兴复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 的成绩;[66]马平安则认为清政府在重建海军方面 并没有达到加强海防的效果,不可过高估计。[67]

西晋从太康元年(280年)灭吴,至永宁元年(301年) “八王之乱”演变为大混战,西晋的统一只维持了短短的21 年。这是非常低的统一标准,因为西晋从来就没有完全恢复 过东汉的疆域,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都是晋朝管不到的“羌 胡”地区,内迁的匈奴人已控制了山西北部,日益强大的高句 丽蚕食着西晋的带方郡,最终完全占有,结束了中原王朝在朝 鲜半岛设置正式行政区的历史。西晋起于265年,终于316 年,历时52年,统一阶段占40%。

沙棘中含有血清素,可以排解坏情绪,对处于不幸之中的苏武有着极强的安慰作用,应该多吃!

三、晚清中外政治关系研究

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标志着自西晋末开始的 持续分裂阶段的结束。隋末农民起义自大业七年(611年)即 已爆发,但开始几年规模还不大,占据的范围也不稳定,至大 业十二年(616年),农民起义与割据势力已据有大片土地,次 年初即纷纷建立政权,因此以616年为隋统一的结束。在隋 朝(581-618年)的38年间,统一阶段为27年,占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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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史的视野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 探讨中国从清代“宗藩关系冶到近代“外交关系冶 的演变,是近年来晚清中外政治关系领域重要的 研究趋势。 本年度这一研究趋势进一步加强。

618年李渊逼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此时唐军只据有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带,不过是众多割据势力中的一支。至武德七年(624年),唐军平定 江南,内地的割据势力全部被消灭。但突厥占据的隋地尚未 全部恢复,至贞观四年(仍0年)李靖灭东突厥,唐朝的实际控 制区推进到贝加尔湖以北。以前我将唐朝统一的时间定在 630年,理由是至此唐朝才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现在我以 为定在624年更加合理,因为灭东突厥已属扩张,其范围已超 出隋疆域,而624年北方疆界已大致稳定。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度占领包括 东都洛阳、首都长安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广德元年(763 年)叛乱基本平息,但吐蕃已攻占唐朝西北领土,今陇山、六盘 山和黄河以西地区及四川盆地以西已非唐朝所有。在此前的 天宝九载,在今云南的南诏起兵反唐,至此,今云南全省、四川 南部和贵州西部已被南沼占有,大渡河成为双方界河,南诏还 不止一次侵入四川,甚至攻下成都。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 山东形成藩镇割据,其他地区也经常发生军事叛乱,唐朝中央 政府对很多地方已丧失了行政管理权。我将唐朝统一阶段的 终点定于755年,就是根据上述边疆和内地实际分裂或分治 的形势。 与我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将755年后都定为分裂阶段时 间太长,此后唐朝恢复过统一局面,至少在唐宪宗平定淮西后 的一段时间内可以视为统一阶段。我反复考虑过这种意见, 但仔细研究后依然持原来的观点。首先,我们不能无视边疆 地区的丧失和分裂,而这种态势在安史之乱后从未改变,并愈 演愈烈。虽有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率沙、瓜等十一州归 朝的局部恢复,但以后又陆续丧失。其次,唐宪宗于元和十四 年(819年)消灭淄青李师道势力后,虽然暂使河南、河北藩镇 服从朝廷,但并未清除河北藩镇的牙兵集团,长庆二年(821 年)河朔藩镇再叛,卢龙、成德二镇叛乱,次年魏博兵变,河朔 三镇又成割据。而且,即使未公开反叛或割据的单位,朝廷也 未必拥有行政权。如每年向朝廷申报户口,是各州效忠朝廷, 并向朝廷交纳赋税的前提。但乾元三年(760年)只有169个 州上报户口,不足安史之乱前的一半单位。元和二年(807 年)的户数登记中,注明未申报的就有71州。唐后期没有完 整的户口数据,实际上的不统一是重要原因。 所以我将唐朝统一阶段定在624年至755年,比原来增 加了6年,共131年,占唐朝(618-907年)289年的45%。

苏武在贝加尔湖附近可以吃到这些今人都热捧的进口食品

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 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 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做了 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指出晚清地方外交是传 统时代向近代过渡的产物,其发展演变过程反映 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到国家条 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冶到“洋 务冶再到“外务冶的三段式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 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 转型。[68]

元朝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消灭残宋势力,完成统 一。元末的至正十一年(1351年)即有红巾军起兵,徐寿辉称 帝建元。至正十二年,徐寿辉、方国珍、红巾军等已形成割据 局面,所以以该年(1352年)为统一的结束。这73年占元朝 (1279。1368年,不含平宋前及退出大都后)89年的82%。

其次,贝加尔湖当地还有很多其他蛋白质和菌类。湖岸的岩石上,贴满了贝加尔湖虾虎鱼的鱼子,水面上漂浮着昆虫尸体,被称为“贝加尔湖石蛾”。还有蒙古蟾蜍和无毒的白条锦蛇,供苏武来换口味。

晚清中英、中日、中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研 究者关注的重心。 中英关系方面,张建斌根据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对1902年中英双 方围绕长沙开埠过程中城内设立关栈、厘金征收与治外法权等问题反复交涉的过程进行了专门研 究,揭示晚清修订新约的大背景下中英双方的观 点与矛盾。[69]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 料,对“门户开放政策冶在英国的缘起、出台、实 施、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 该政策最早是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 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 政策。[70]

朱元漳虽于明朝建立的当年(洪武元年,1368年)即 将元朝逐出大都(今北京),但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 南后才基本完成统一。明朝的统一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明朝 从来没有恢复到元朝的疆域。如元朝的残余势力(北元)长期 占有蒙古高原及其以西地区,宣德五年(1430年)后北界撤到 了长城一线,西界也退到了嘉峪关。明朝撤退了在朝鲜半岛 东北部的卫所,鸭绿江成了明朝与朝鲜的界河。不过由于明 朝对北元的打击只限于保障自身的安全,并没有将攻占蒙古 高原作为统一的要求,所以我还是将1382年当作明朝统一的 开端。 我原来将统一的结束定于祟祯十七年(1644年),考虑下 来是不妥当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 拉称汗建国(后金)。如果说,当时后金的影响还不大,那么到 了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告天,正式起兵反明,到 次年就攻占了辽东大片土地,就不能再视为一般地方性的变 乱了。努尔哈赤本是明朝的指挥使,在明朝的边疆起兵,建后 金后占领的是明朝的领土,后金以后演变为清朝,这不是分裂 又是什么?据此我将明朝统一的结束调整到1618年,比原来 缩短了26年。现确定明统一的时间是从1382年至1618年, 共236年,占明朝(1368-1644年)277年的85%。

湖边也有大量的杏鲍菇、牛肝菌。这些蘑菇都非常适合晒干后用盐腌制,水煮和煎培。

中日关系方面,戴东阳对日本学者高桥作卫 的高升号事件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指出 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其研究目的是 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 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 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在对 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日本政府的处置、英 国政府的态度等评价上,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 迹。[71]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借口“保护冶朝鲜侨 民,挑起“间岛问题冶。 李花子对“间岛冶地理概念 的形成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重点考察。 指出“间 岛冶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 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 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冶概念,它是日本准备行 使特权的势力范围。 日本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 “间岛冶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 及嘎呀河流域(后来的延吉、和龙、汪清县),还包 括二道松花江流域(后来的安图县)。 由于吉林 边务公署的牵制和斗争,日本外务省在签订《间 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 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冶范围。 “间岛冶地理范围 的最终确定,揭示了日本利用朝鲜垦民向图们江 以北地区渗透扩张的过程。[72]

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明政权依然存在,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占云南,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往缅 甸,清朝才基本拥有明朝的全部疆域。但厦门、金门等地仍由 郑成功占有,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残余势力也还在继续反抗。 以后郑成功虽丧失了大陆沿海的基地,但已收复台湾,建立了 忠于明朝的政权。康熙十二年(1673年)发生三藩之乱,南方 大部分地区一度非清朝所有,至康熙二十年才平息。康熙二 十二年(1683年)清军攻克澎湖,进入台湾,郑氏政权投降。 清朝的最大疆域要到乾隆二十四年天山南北路平定后才形 成,但这一疆域已远远超出了明朝的范围,所以可将统一的时 间定于1683年。 鸦片战争后,香港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割让于英 国。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清朝对抗达14年之久,波 及十余省,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所以我将1850年视为清朝 统一阶段的结束,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有分歧的是1864年太 平天国失败后,清朝是否恢复了统一?我认为没有,理由是: 此前的1858年,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夺取了黑龙江北岸 的土地,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让俄国获得了《瑷珲条约》所 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1871年,俄国趁阿古 柏叛乱之际,占领了新疆伊犁,1881年签订的《伊犁条约》虽 然收回了伊犁,但至1884年最终确定中俄边界,中国又丧失 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95年,英国与俄国在伦敦订 约,瓜分了属于中国的帕米尔高原的大部分。甲午战争失败 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台湾、澎湖于1895年后为日本占据。 帝国主义列强在沿海地区设置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一个 个国中之国和清朝无法管辖的特殊区域。在镇压太平天国、 捻军、西北“回乱”中膨胀起来的汉族军政势力与地方实力相 结合,构成了一股足以与朝廷抗衡的力量,在列强的支持、利 用和操纵下,不时出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局面。至清末,北洋 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已掌握了清朝的大部分权力。 当然,由于清朝形式上的统一依然存在,也可以采用一种 更严格的计算方法,即将太平天国失败后的1865年作为统一 的恢复。但1870年阿古柏之乱使新疆分裂,至1881年收回 伊犁这11年;1895年割让台湾、澎湖至清朝覆灭这16年,无 论如何是不能称之为统一的。这样计算的结果是:清朝前期 的统一阶段自1683年至1850年,共167年;后期的统一年份 为1865年至1869年,1881年至1894年,共19年。两者合计, 清朝的统一阶段有186年,占清朝(1644-1911年)267年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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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关系方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 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 由于 双方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双方最终兵戎相见, 中法战争因此重启。 张振鹍对影响中法战争由和 转战的关键性文件“福禄诺节略冶进行了史实考 辨,指出1884年5 月17 日李、福会谈后,李鸿章 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中法会议简 明条款》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北黎冲突后又刻 意制造“节略冶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 李、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报记者,使其加以报道宣扬。 正是由于李氏隐瞒了 该节略的真相,导致战争再起。[73]1898年的上海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上海地方史、中法关系史和 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葛夫平对该 事件发生的起因、交涉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 考察和论述,认为清政府在该案交涉过程中,利用 “地方外交冶和“以夷制夷冶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 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 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 的扩界图谋,但其作用终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 外交显得进退失据,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 扩大。[74]

中华民国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从来没有能够统一 过中国。且不说台湾直到1945年才重归祖国,就是其他地区 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北洋军阀割据,南北政权对峙,外蒙古的 “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三省,1937年日本发动全 面侵略战争,国共内战,更使中国连形式上的统一也不复存在。1912年至今自然只能列为分裂时期。

贝加尔湖附近还有大量的菌菇可供食用

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终结,一直是晚 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朝鲜不仅是 清朝宗藩体系下最重要的藩属国,也是最后一个 终结宗藩关系的藩属国。 甲午战争宗藩体制解体 前的中朝关系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张礼恒对甲 午战争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清政府对朝政策 进行了系列研究。 他从东亚儒教社会整体转型的 宏观视野出发,对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驻日使 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冶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 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做了具体考察,指出, 双方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所做 的讨论,以及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全方位评判,都 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 运动中的艰难抉择。[75]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张礼 恒进一步探讨了李鸿章对待朝鲜的“不沾不脱冶 交往原则,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 清晰和一贯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在1882年提出 的“不沾不脱冶原则。 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 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李鸿章在列 强环伺形势下对宗藩体制的一种灵活性新解,主 旨仍然是为了维护宗藩体制的权威性。[76]“朴定 阳事件冶是清代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尤淑君 从中国、朝鲜、美国、日本等多方关系中对该事件 进行重新审视,认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之事,正是清 政府检验宗藩关系是否被欧美各国所接受,也是 朝鲜向国际社会宣称自主的绝佳机会。 但由于中 国、朝鲜及美国对于“自主之国冶一语的不同理 解,加之朝鲜内部的党派斗争与改革思想,使得中 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 本势力,从而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77]

根据以上论述,在以往一向当作统一时期的秦、汉、西晋、 隋、唐、元、明、清、民国共1492年间,实际统一的时间为952 年,占64%。这一结果比我以往的计算虽然只多了2年,但 无疑更加严密合理。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有着2500万年的历史。它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水深处有1600米,面积达3.15万平方公里。因此被称为北海也不为过。

晚清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 陈开科在充分利用中、俄文献档案以及晚清报刊 资料的基础上,对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的旅 华事件做了系统论述和分析后指出,此事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 贸易的发展。[78]

至于分裂阶段,对三国、东晋与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 的性质没有异议,但北宋一向被当作统一王朝,而我将它划入 了分裂阶段,在《启示》一书中我已将理由讲得很充分: 第一,辽(契丹)建国比宋朝还早,宋朝从来没有 征服过它,连形式上的从属关系都没有存在过,相反 的,北宋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对等地位的邻国。第 二,辽的疆域相当辽阔,而它的一部分即使按当时的 标准看也应该是中原或中国。它有相当大的农业 区,汉族占总人口的多数。第三,辽的文化和政治制 度虽然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点,但基本上接受了 汉族的和中原王朝的模式,与宋朝和中国的其他政 权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早在元朝修史时,已将《辽 史》与《宋史》、《金史》并列,承认它是中国的一个政 权。第四,北宋远未恢复唐朝的疆域,已没有能力消 灭业已存在的大理、沙州曹氏等政权,中间又形成了 西夏政权,完全是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用中 国的标准、客观的标准进行分析,北宋时期是以宋、 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 统一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还可以补充一点:辽的疆域中包括由石敬瑭割让的燕云 十六州,这不仅是唐朝的故土,是传统的“中国”的一部分,而 且也是宋朝一直力图恢复的。直到北宋末年与金结盟攻辽,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收复“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旧汉地 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可见即使在北宋人的心 目中,统一始终没有完成,怎么能将北宋当作统一的中原王朝 呢?

贝加尔湖的水是低矿化度水的,含约40种化学元素。由于湖泊是由地质构造运动形成,所有的水来自于未经污染的溪流和泉水,极为干净可直接饮用。想必苏武来到此处,沿途只见清澈、静谧的湖水,蓝天白云绿草繁花。也不禁会捧一把湖水,一饮而尽,精神为之一振后,感叹匈奴人的流放之地竟然如仙境一般。因为湖水含氧量很高,有助于氨基酸的代谢,提高注意力,苏武喝完一定会很兴奋!

晚清中葡关系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年度 也取得一定进展。 张志勇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 中葡通商通航条约谈判过程,并注意到英人赫德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赫德所提在澳门设关 收税与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为总理衙门压迫葡 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之进行讨价还价的重 要条件。 而赫德站在清政府立场反对按照原议换 约,以及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导致中葡换约最终 失败。[79]

不言而喻,1949年至今也是一个分裂时期,尽管中华人 民共和国早已对中国大陆拥有完整的主权,但台湾的分离、葡 属澳门的存在说明统一还没有真正实现。 从公元前221年至1998年这2219年间,952年的统一的 阶段占43%。如果算起清朝结束的1911年,统一阶段占 45%。无论如何,统一的时间都比分裂的时间短。

一直到今天,贝尔加湖瓶装水都是俄罗斯的热销产品。以至于很多中国投资者曾希望以石油价格欧购买水源,并建设的瓶装水厂。结果都被俄罗斯无情的拒绝。

此外,王宏斌对中国外侨政策从设立“蕃坊冶 到“租界冶的演变过程做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 和论述,进而审视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治外法权 的历史渊源。[80]徐春峰、屈春海对清政府设立驻 巴拿马总领事馆的缘由、过程以及总领事欧阳庚 调查侨民等活动做了专门研究,指出清政府出于 外交对等的原则和意识,在巴拿马于1903年宣布 独立、1907 年提出在华设立驻华总领事府的同 时,已经有在巴拿马设立总领事馆的允诺,直至 1910年为进一步保护巴拿马华工才正式设立驻 巴总领事馆,作者认为驻巴总领事馆的设立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81]

在讨论分裂的标准时,在《启示》中曾指出:“分裂是对统 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的政 权变成几个,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 以称为分裂。但从来就存在的,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 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是否属于分裂 固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前提,但同样的客观事实还取决于有 关各方的主观意愿和主观判断。如果分裂的事实为被分裂的 政治实体的双方或多方所接受——无论是出于自愿或被迫 ——分裂即转化为分治、领土归属的改变或独立。此后再判 断被分裂的实体是否完成统一,就不能再以分裂前的旧疆域 为标准,而应调整为分裂后的新的空间范围。 例如,朝鲜半岛北部在西汉时就归入版图,但至西晋末年 全部为高句丽和马韩所占,公元5世纪高句丽由丸都城(今吉 林集安市)迁都平壤,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政 权。北朝和隋朝都已接受这一事实,所以都将高(句)丽当作藩属,而不是自己国内的行政区域,隋炀帝和唐太宗出兵高丽 的理由也是它没有遵守藩属国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判断隋、 唐是否已完成统一,不应包括高丽在内。 越南北部自公元前2世纪成为西汉的郡县,至唐朝后期 还是安南都护府的辖境。天枯三年(906年),交州土豪曲承 美驱逐了唐朝的地方官,自称静海军节度使。五代初期,南汉 曾两次出兵取消静海军节度使,恢复对交州的统治,但很快又 被当地人逐走。939年,交州人再次驱逐南汉,由吴权称王。 尽管以后越南还接受南汉及中原王朝的封号,但已由中原王 朝的政区演变为藩属国。对唐和南越来说,越南的独立是分 裂;但北宋已承认了越南藩属国的地位,当然不会将越南与其 他割据政权一样列为统一的对象。 明永乐五年(1407年)在安南(今越南)设置了交趾布政 使司,安南成为明朝的正式行政区。但到宣德三年(1428 年),明朝撤销交趾布政使司,退出安南。从此,明朝与安南的 关系恢复到此前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对明朝来说,越南 的重新独立也不属于分裂。 外蒙古在1921年的“独立”,对中华民国来说无疑是分 裂。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当时的 中国政府承认既成事实,从此中国的统一范围就不再包括原 外蒙古在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 就反映了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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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一次新的统一往往并没有完全恢复上一次统一所达到的疆域,但如果新政权接受了这样的范围,并没有进一步恢复的 愿望,或者作了努力而没有成功,就可以看成完成了统一。实 际上,我的划分标准已采用了这一原则。 如东汉从来没有恢复西汉的极盛疆域,对西域地区也是 “三通三绝”,后期更无法控制。西晋灭吴后,“羌胡”所据地区 比东汉末年还大,东北边界退缩了很多。在确定东汉和西晋 是否完成统一时,就将这些因素排除在外。 又如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元朝的首都大都后,元 朝的残余势力逐渐退守漠北,明军不断发动攻势,明朝的北界 一度推进到今西辽河、沙拉木伦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阴山 山脉和贺兰山一线,但以后又退回到长城。既然明朝接受了 北元及此后的鞑靼、瓦刺存在的事实,判断明朝是否实现统一 时也就不必再考虑这一因素。所以尽管明朝的疆域比元朝的 疆域要小得多,但我还是将明朝的大部分时间列入统一阶段。 总之,我确定的统一或分裂的标准是明确的,在判断是否 属于分裂时比确定统一时更为严格。我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是 人所共知的,见于常用的史籍,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理解。这就 是说,我确定从秦始皇开始到目前这2219年间统一的时间有 952年,已经采用了比较低的标准,而对分裂阶段却取了比较 紧的尺度。即便如此,分裂的时间还是比统一的时间要长。

清澈见底的贝加尔湖湖水

笔者大致从三个专题对2017 年度晚清政治 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和介绍。 就发 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而言,共计84篇,除文中提及 的1本专著外,《清光绪帝死因鉴证》、韩策的《科 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马平安的《慈禧与晚清六 十年》[82-84]等,亦是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领 域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笔者目力所及的这 88篇(部)研究成果中,晚清制度史32篇,历史事 件与人物研究42 篇,中外政治关系14 篇。 可见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 重心。

令人遗憾的是,十年来流行的依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 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的旧说,连一些历史学家也一再在重 复这样的错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亲自计算过统一或分裂 的时间究竟有多长?或许是因为我的观点没有发表在权威的 学术刊物上,那么我愿意用本文正式公布一次。如果历史学 家或其他学者能够指出我的错误,推翻我的结论,我愿意随时 修正;否则就应该接受我的观点,而不能置之不理。 我知道,我所揭示的事实和结论是很多人在感情上不愿 接受的,或者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不予承认。但历史事实是 不能改变的,历史规律更无法抗拒,只有首先承认事实,才能 研究和认识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苏武居住的地区,物产极为丰富且是当地所特有,其约80%是贝加尔湖特产。根据俄罗斯科学家们的努力探索,已知动物就有2565种。匈奴单于的弟弟于靬王,就曾经到北海狩猎了三年。苏武会编打猎的网、矫正弓弩。于靬王器重他,供给他衣服、食物。当时的苏武,已经在贝加尔湖呆了五年,带来的公羊一定都食物循环给了大地。据此推测,苏武已善于捕鱼、捕鸟等打猎活动。

纵向比较来看,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取 得的成绩亦值得肯定。 从数量观之,2014年度学 科综述重点介绍研究成果68 篇,2015 年度32 篇,2016年度63 篇,[85-87]2017 年发表的研究成 果数量为近4 年来之冠。 且2017 年亦没有相关 “历史周年纪念冶活动的推出,满族史和满汉关系 研究的热点在2016 年凸显后,本年度并不突出。 虽然由于不同综述撰稿者关注点的差异,仅从数 量并不能完全反映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和趋 势,但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为 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尽管和民国史研究、抗日战 争史研究等目前学界的显学相比有“寂寥冶“衰 颓冶之象,实际上这种“寂寥冶“衰颓冶恰恰是该学 科成熟、稳健发展的重要表现。 2017 年,国内晚 清史学界推出的这80 余部(篇)优秀研究成果, 已从一个角度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继续保持着旺 盛的活力。 相信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 法的理论指导下,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 代冶[88]的东风,晚清政治史研究,仍大有可为。

我并不认为,统一或分裂时间的长短必然影响到“统一是 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但任何对这一论断的 解释都必须建立在前者的事实基础之上,而不回避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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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二、统一的范围越大越好吗?

贝加尔湖猎隼

[1]赵虎.政务处与辛丑回銮前的新政举措[J].清史研 究,2017(1):66-76.

看到过定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 人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不管哪一个朝代,中国的疆域、特别 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终是非常大的。所幸在改革开放后修订 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已经实事求是地删掉或修改了那 些地图,因为那样一些“极盛疆域”实际并不存在,而是将一个 朝代在不同年代中曾经达到过的范围拼凑起来的,或者是根 据一些不可靠的史料画到了尽可能大的范围。 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将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尽可能地 画大就是“爱国”,反之当然就有“卖国”之嫌,甚至可被当作 “反革命”。今天我们已经明白,这种“爱国”行动只是自欺,却 欺不了人——凭今人画的历史地图绝不能向外国人要回一寸 土地,无论在地图上画进了多少。何况历史不等于现实,今天 的领土归属并不是根据“自古以来”决定的。 这种观念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此前早已存在,只是 在“文革”中被推上了极端。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至今还存在 这样一种心态,有人就曾提出:“将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画大一 点有什么不好?”如果不考虑政治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这种心 态的根源就是传统的统一观:统一总是正义的,是人心所向, 符合历史潮流,统一的时间自然越长越好,统一的范围自然越 大越好。

也难怪,单于弟弟要在贝加尔湖住三年来捕猎。于靬王来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捕捉一些对匈奴人极为重要的贝加尔湖特产,比如猎隼。这是全球罕见的一种大型的猎鹰,羽毛会从黑褐色过渡到棕黄灰色,喜欢捕捉草原生活的长尾黄鼠。传统上,它被用作狩猎猎鹰。因此,匈奴对这种鸟类的捕获有着巨大的需求量。

[2]赵虎. 清末督办政务处与各方关系述论[J].近代史学刊,2017(1):76-98.

可是,我们只要对中国的统一历史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 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往往会恰恰相反。否则,为什么分裂的时 间会比统一的时间还长?为什么真正统一的中国的形成要到 18世纪中叶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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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虎. 仿行内阁:清末会议政务处述论[J].西北大学 学报,2017(3):166-172.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统一,都是以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而 实现的,结束分裂是如此,扩张领土从而扩大统一的范围也是 如此。尤其是在夺取天下,恢复统一的过程中,获胜的一方如 果不想功败垂成的话,总是要不惜一切手段达到统一的目的。 秦始皇所灭的六国,没有哪一个是自愿撤销的。有几位 国王是投降的,但都是在秦军兵临城下,兵穷力尽时不得已的 选择。秦朝扩张到六国以外的范围,靠的是军事征服,如出动 数十万大军和百姓,经过多年的激烈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才将岭南纳入版图,置为郡县。岭南不是楚国旧地,不能看成 是灭楚战争的延伸。岭南的越人绝不会主动进犯秦朝,更不 会构成对秦朝的侵略威胁,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当 时秦朝境内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开发,不存在人口压力,也不存 在过剩人口需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场战争完全是侵略性 的,非正义的,越人固然要坚决抵抗,秦朝人也不会支持,所以 秦始皇才要用强制手段征集土兵和安置移民。秦朝击败匈 奴,夺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可以看作收复赵国旧地,但这 些土地本来就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牧地,以后才被赵国拓为 疆土,秦朝的收复只是赵国扩张的继续。 刘邦消灭项羽,恢复统一王朝,虽然离不开计谋,但主要 还是依靠军事手段。公元前203年的楚汉对峙中,项羽兵力 不足,粮食供应将尽,汉军也无法取胜,于是双方达成了以鸿 沟“中分天下”的撤军协议。但就在楚军东归途中,刘邦就重 新发动战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刘邦毁约兴兵,自无道义可 言,但正如张良和陈平所说:“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 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 患也。”对统一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同样,刘邦消灭异姓诸侯韩信、韩王信、陈稀、彭越、黥布、 卢绾,靠的也是武力和阴谋,只有一个特别恭谨又不构成威胁 的吴氏长沙国和汉朝鞭长莫及的东瓯、闽越(东越)、南越得以 幸存。但到了汉武帝时,东瓯、南越和闽越(东越)也都先后被 灭。汉朝自然会找到各种消灭它们的理由,如东瓯是自己请 求“内徙”;南越是因为相国吕嘉不愿内属,杀了国王、太后和 汉使;东越是因为起兵反。但要是东瓯不要求内迁,汉朝能容 许它继续存在吗?如果吕嘉拥护内属,南越国不也是被撤销 了吗?而东越即使不反,已经灭了南越的汉军能放过它吗? 如果说,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是出于自卫,是必要的话,那 么汉武帝对西南夷和大宛用兵就纯粹是扩张和侵略。正如 《史记·大宛列传》所说,汉武帝开西南夷的目的,一是想用汉 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 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在西 南夷地区,扩大千里土地,将各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 族纳入版图,满足“威德遍于四海”的愿望。一、二两项根本不 切实际,当然不能实现,而武帝的主要目的还是第三项。征大 宛的借口是汉使被杀,实际却是因为汉使强求大宛宝马“天 马”不成,辱骂对方所致。而武帝之所以决定出兵,还因为轻 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将这个美差交给自己 宠纪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立功封侯。但这两 次战争却导致了西南夷地区郡县的建立和西域地区归入汉朝 版图,扩大了统一的范围。

俄罗斯科学家维塔利·多罗戈斯泰斯基 贝尔加湖主要生物种类的记录者

[4]李俊领.礼治与宪政:清末礼学馆的设立及其时局因 应[J].近代史研究,2017(3):28-45. [

应该承认,除了在少数情况下是开垦无人区外,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些战 争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没有联 合国宪章,没有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准则,没有民族自 决原则,弱小国家或民族不是被这个强国所统治,就是被那个 强国所吞并,或者陷于无休止的内部战争。所以,只要能导致 和平和统一,能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就应该得到肯定。同 样是侵略和扩张性质的战争,如果失败了,没有带来积极的后 果,就只能被否定。如隋炀帝征高丽,元朝征安南、日本,明朝 用兵越南等。

1938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杀

5]彭雪芹.内简与外补之争:清季巡警道员的选任[J]. 广东社会科学,2017(6):135-144.

刘秀称帝时,西北的窦融、隗嚣和西南的公孙述都拥兵自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集中有限的力量消灭中原的 割据势力,刘秀对他们极力拉拢抚慰,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服 从。但对最终统一的目标,刘秀是毫不让步的。在致窦融的 玺书中,刘秀要他在支持隗嚣或公孙述造成“三分鼎足”,还是 追随自己“立桓、文”中作出选择,但却明确声明“王者有分土, 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这就是说,他可以给有功人员“分 土”,封他们为王;但绝不会同意“分民”,听任国家分裂,容许 不同的政权并存。建武三年刘秀答复隗嚣的书信时,还给予 特殊规格,给予“敌国”的礼遇,用他的字而不称名,即没有将 隗嚣当成自己的臣下,实际原因是隗嚣实力不小,刘秀希望利 用他来牵制公孙述,更害怕他与公孙述联合起来。但当刘秀 发现隗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加上中原地区已接近平 定,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他们时,就开始“正君臣之 仪”,明确要求隗嚣服从。当公孙述据有益州,并不断利用图 谶制造舆论,向中原传播时,刘秀非常紧张,亲自给他写信,指 出他对图谶的解释有误,“公孙”应该是指汉宣帝,命中注定要 代汉的“当涂高”也不是公孙述,并且发出警告:“君日月已逝, 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 三思。” 结果是,除了主动归顺的窦融得到保全外,隗嚣与公孙述 都先后被消灭。而窦融的生命和荣华富贵的延续,也是以彻 底交出军政权力为前提的。陇、蜀平定后,刘秀立即召窦融与 所属五郡太守进京。窦融一到洛阳城门,就将凉州牧、张掖属 国和安丰侯印缓上交。刘秀退还了只代表俸禄的侯印,同意 窦融辞去这两个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职位,封他为位尊而无 权的大司空。 刘秀的统一目标是坚定的,对阻碍统一的势力不惜以武 力清除。相比之下,隗嚣与公孙述却满足于分裂割据,毫无进 取,以至身败名裂。隗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 曾拥有十万大军和大批投奔他的“三辅耆老士大夫”,“名震西 州,闻于山东”。在他陷于绝境时,将士仍为之死守,甚至不惜 以自杀向汉军表明态度,不可谓不得人心。隗嚣虽不愿放弃 割据,却从来没有不利于汉朝的企图。对这一点,刘秀是清楚 的,所以他不得不承认隗嚣是“长者”。公孙述也满足于关起 门来称王,一次次丧失与刘秀争夺天下的时机,坐待刘秀在消 灭其他割据势力后的最后一击。从道义上说,隗嚣、公孙述与 刘秀之争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但从统一与分裂的角 度看,刘秀致力于统一,而隗嚣、公孙述既抵制刘秀的统一,自 己又不愿从事统一,他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合理的。反之,如 果刘秀容许这种局面存在下去,不仅东汉政权未必能巩固,战 争不会断绝,而且汉朝的疆域或许从此就分裂为不同的国家, 或许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了。 处于分裂时期的帝王,凡是安于自保,满足于割据的,至 多只能在短时间内保境安民,保全本家族,他们最好的下场是 “识天命”,向获胜一方投降,否则就只能国破家亡。拥有军事 优势的君主如果没有统一的雄心,或者幻想与对手长期共存, 就不仅会丧失时机,推迟统一,而且还可能使形势逆转,招致 失败。致力于统一的君主,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 他们本人的道德和能力如何,都能更大地推动历史进程。当 然他们不可能都是成功者,但成功者必定出于他们之中。曹 操在赤壁之战中、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未必不能取胜,他们所拥 有的优势未必不如司马炎伐吴、隋文帝平陈,如果他们胜了, 历史就会重写,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截然不同。

还有就是贝加尔湖黑貂。直到20世纪,黑貂毛皮业和出口都是俄罗斯财政预算的主要项目。貂皮价值同黄金一样,其中以布在贝加尔湖周边的巴尔古津黑貂皮毛是最昂贵和奢华。

[6]赵卫宾.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创建与发展[J].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1):110-117.

当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还不少,其中有些政权的君主自知不是宋朝的对手,但又幻想通过顺从来 维持割据,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南唐后主李煜 对宋朝可谓恭顺:宋朝要求将其军人在南唐境内的亲属送去, 他照办了;每次得知宋朝出兵获胜或有喜庆之事,必定会派特使祝贺,献上珍宝;见宋朝灭了南汉,又主动请求除去国号,改 “唐国主”为“江南国主”,请下诏书时直呼其名,国内的机构也全部降格。但这一切都不能推迟赵匡胤的统一步骤,为了取得出名的借口,他要求李煜“入朝”,即要他主动交出政权投降。在宋军兵临城下,金陵危在旦夕时,李煜派徐铱求见赵匡胤,作最后一次请求。徐铉说:“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赵匡胤的回答直截了当:“你说父子能分为两家吗?”(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 一个月后徐铉再次出使,请求赵匡胤保全南唐,并不断争辩。 赵匡胤大怒,按着宝剑说:“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 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 赵匡胤追求统一,自觉理直气壮,问题根本不在于南唐有没有罪,而是必须天下一家,既然李煜不肯主动取消南唐政 权,就只有出兵消灭。李煜的悲剧就在于不认识统一的大势, 妄想通过恭顺和哀求苟延残喘;明知自己绝无能力,却要作无谓的抵抗;最后只能带着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愁,不明不白地客死异乡。还有人作更愚蠢的选择。在南唐举国投降时,江州指挥使胡则杀了刺史谢彦实,固守达四个多月,最后城破被杀。胡则的忠诚或许能成为道德的典范,他求仁得仁, 可以死而无憾,但满城百姓却因此而遭宋兵抢掠后被杀。 吴越国主钱俶比李煜更知天命,识时务,赵匡胤一登帝位就派特使致贺,以后每年朝贡。赵匡胤征南唐前,给钱俶封了 一个“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要他出兵助战,并预先派人 告诉他不要听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类话的欺骗。钱俶不顾大臣的劝阻,亲自率五万大军攻下南唐的江阴、宜兴、常 州。李煜致书相劝:“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 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钱俶非但不予答复,还将此信上 交赵匡胤,以表忠诚。赵匡胤要这位立了“大功”的“元帅”来 开封相见,保证一定让他及时返回,并表明自己已在上帝前立誓,决不食言。钱俶只得带妻儿入朝,两个月后果然获准回国。临行时赵匡胤赐他一个密封的黄包袱,让他在路上悄悄 打开看,竟都是宋朝群臣要求将他留下而上奏的章疏。两年后,钱俶又去朝见宋太宗,当时正值原来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献出属地,他赶快请求撤销封他的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 元帅,将军队交给朝廷,容许他回国,遭到拒绝。钱俶认清形势,上表献出境内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钱俶和子侄、亲 属、下属都受到破格封赏,但不久,由1044艘大船组成的船队 将钱氏直系亲属和境内官吏全部送往开封。十年后,宋太宗亲自为钱俶的生日举行宴会,当晚钱俶突然死亡。此时离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灭已有九年,他这个归顺的典型大概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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