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在21世纪的地位与作用,世界历史上的

作者: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然而,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层面上,整个洋务派都是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用洋务运动主将,同时也是洋务派中最开明、先进者李鸿章的话来讲,就是:“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国邦,国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正因为如此,当日本使节森有礼向李鸿章详细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李鸿章旗帜鲜明地断然表态说:“我国绝不进行这种变革!”(注:木村匡:《森先生传》。)直到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英国的舆论仍批评他说:“就内政而论,中堂来英后,未遑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这番批评,真是一针见血!甲午之战打败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了,一大块祖国的领土——宝岛台湾割走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出赔了,你李鸿章还执迷不悟啊!还在那里船台枪炮、铁路电报问个不休,而“吾英之善政”,君主立宪的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思想等方面,竟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岂不怪哉!

  当孙中山踏上社会政治舞台时,就已从宏观的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在对“世界潮流”大趋势理解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他之所以能够具有世界性眼光并非偶然,而是与他受的“欧洲式教育”分不开的。他的故乡毗邻澳门——当时中国的主要对外门户,外部世界的讯息,不断经由各种渠道传来,致使少年孙中山就曾强烈渴望一睹镇上牧师收藏的世界地图。12岁时,他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这次行程开拓了他的胸怀和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沦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③]他先后在檀岛和香港学习十余年,较为广泛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门户刚刚被强行打开的中国社会中,孙中山的这种境遇是罕见的。对世界的了解,使他不再局囿于长期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偏狭观念。“迎合世界的潮流去作”——这就是孙中山早已确立的抱负。

责任编辑:刘悦

  当人们谈论一部中华帝国史,总不忘汉唐明清。这当然有欠准确。因为秦,毕竟是中华帝国之肇始;而元,也是一个曾经拓疆万里、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庞然大物。让我们姑且从俗,就谈汉、唐、明、清吧。大清帝国,就与前面三大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

  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内容摘要:

  不过,对此时的西方列强来说,占领殖民地,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并非它们的首选,更不是它们的必然。例如,大英帝国这个西方殖民列强的领头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将自己的殖民扩张政策的重点,放在所谓“无形帝国”的经略上(注: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累里在1852年还认为,“殖民地是吊在英国脖子上的磨盘”,直到1866年,在给首相德比勋爵的信中他还坚持说,“英国只有放弃印度和地中海以外的一切殖民地才能获胜”。(注: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第56页。)这就是说,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东方国家即使已经被西方用炮舰和大机器产品驱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轨道,如果它们自身有着足够的内因,它们仍然有机会使自己的命运来一个逆转。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还有如西山背后那抹晚霞一样,给东方各国留下独立发展的最后一个稍纵即逝的空间与机会。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就是依赖自己的内因,抓住机遇,从这个迅速闭合的缝隙中冲出去,一飞冲天,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清帝国也力图冲击这个缝隙。不幸,它失败了。这次冲击,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于中国的外部世界的认识,终于有了一定的历史自觉性。他们注意到世界历史潮流的趋势,注意到历史时代的变化,称之为“千古之变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洋务派的推动下,“师夷之长以制夷”。“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在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交往中,曾、左、李是文明局部认输者。他们承认中国在器物文明层面上,技不如人。无论如何,这个认识要高出乾隆皇帝君臣许多。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新式陆军,70年代又建立了新式海军。同时,近代化机器制造枪炮、舰船、军需用的近代纺织工厂,采煤、冶铁业都发展起来。一时间,大清帝国东部海疆,龙旗猎猎,炮声隆隆。编队行进的北洋水师,雄视西太平洋海域。大清新军的声势,甚至令大英帝国怦然心动。为了抵御沙俄势力的南下,那位著名的英国大臣寇松,竟一度想选择大清帝国作英国在东亚抗俄的盟友。

  孙中山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具有持久、普遍意义,首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事业——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乃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进步发达的必由而又漫长之路。尽管由于社会制度的岐别和发展层次的差异,定会赋予这些基本课题以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形式,但却概莫能外。从19世纪以迄今日乃至21世纪,孙中山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必然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转自:《安徽史学》(合肥)2009年1期第112~124,59页

  三

  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

左玉河

  从1840—1911年这70年,大清帝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同轨走向分途。

  (18)《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4页。

作者简介:

  就是这么一位“快活”天子,公然指斥清廷为“阎罗妖”,宣告了同大清帝国命运的绝裂,率领起义民众,将后者打得威信扫地。无论在夺取初步胜利后,他本人与起义的领导集团何等迅速腐败,但在万千中下层起义军民献身神圣事业的理想主义能量释放完毕之前,太平天国毕竟挺立了14个年头。

  (11)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第68页。

关键词:

  关 键 词:大清帝国 康雍乾盛世 “华夷秩序” 产业革命

  毫无疑问,开放的观念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主旋律之一。他经常是在“艰难顿挫”的斗争中密切注视着世界,力求引进积极的因素和成果。但是,他从来不盲目膜拜和全盘接受外来事物,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相结合。他多次申明在仿效“欧洲的生产方式”时“要避免其种种弊端”,[④]不要“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他反复指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因之“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况,迎合世界潮流作去,社会才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⑤]否则,则会给国家、民族带来“退化”和“危险”。他在晚年时期,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但也没有盲目抄袭和生硬照搬。孙中山确信要吸取外国的一切长处,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然而,也必须保存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地位。

【英文标题】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Past 30 Year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男,河南新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内容提要】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past 30 yea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mphasis of the resear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one is from 1978 to the late 1980s, in which the researches focused on the cases of ideologists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the second one is from the late 1980s to the late 1990s, in which the emphasis of study had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trends of social thought and the cases of ideologists; the last one is from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in which the studies have been concentrated upon the history of trends of social thought and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thought.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the emphasis of study, the research scope of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continuously broadened, and the research profundity of that has gradually deepened.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henomena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the revival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he new trend of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since 1990s is the ris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ocietal culture. The research fields which have been out of favor for a long time, such 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lk religion, folk ideology and conception, cultural mentality, public spac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changes of concept, etc, have been widely concerned, and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appeared. History of modern societal culture has been becoming a significant growing point of new conceptions and new mean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关 键 词】中国/近代思想史/近代文化史/社会文化史China/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modern cultural history/history of societal culture.

  作者简介: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1页。

尽管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在五四以后开始起步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它的真正繁荣则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逐步实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起步,政治思想史首先受到关注,然后逐步拓展到近代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文学思想、伦理思想等专门领域,思想家个案研究及思潮史研究蔚然成风,近代社会文化史逐步兴起,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现分别将3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线索、研究状况、研究热点加以阐述①,进而展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向。 一、政治思想史及思想家个案研究的新进展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 1978年出版的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实际上仍偏重于政治思想史,注重从哲学角度探求近代人物的思想根源,说明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并注意揭示每个时期的思想与当时社会历史的联系,说明各个时期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特征。该著关注近代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哲学的输入及其影响作了重点阐述。随后,学术界相继出版了多种冠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者,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桑咸之、林翘翘和宝成关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10余部。张锡勤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也主要以政治思想史为主,并集中于狭义的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即1840-1919年)。至于论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及相关人物政治思想的论文,则数量众多。这些论著,主要揭示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及总趋势,将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确定为近代政治思想史发展的主线,着力于对中国封建主义国家观及维护这种国家观的君权神授说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同时也注意考察资产阶级国家观形成并经过实践最终失败的历史。这些论著认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纷繁复杂,在很短的时间内走过了欧洲几百年的思想历程,社会政治思想从封建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继承传统的,有借鉴外来的,有糅合中西的,呈现出缤纷异彩、五光十色的特色。二是肤浅粗糙,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是针对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政治问题而提出的,现实斗争的紧迫性没有给思想家们留有足够的条件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案已经形成之后才去找哲学的支撑点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些论著对近代政治思想的评价较为客观和实事求是,对过去一概否定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思想流派,既指出其消极作用,也能肯定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反专制主义和批判封建文化的贡献。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是所谓狭义上的中国现代史(即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1919-1949年),此时期出版的几部有代表性的现代思想史论著同样以政治思想史为主。其中比较重要者,有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旭麓等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高军、王桧林、杨树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彭明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王金铻、李子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林茂生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是一部较系统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认为,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其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与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五四以后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王金铻、李子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在撰写体例上有较大突破,主要按照思想出现的先后,重点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等主要思想,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体比较完整地显示出来,并由此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高军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也在撰写体例上有所创新,主要以纪事本末的编辑体例,重点阐述了五四以后30年间有影响的20余种政治思想产生、发展过程,并做了深入分析和客观评价,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思想家是思想史的主体,理当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故当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起步之初,便格外注重对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著名思想家的研究。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阐述了有代表性的9位思想人物的思想,把代表人物的思想与社会思潮的演进结合起来,对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太平天国、改良派、革命派三大进步思潮作了重点论述,明确提出了中国近代反动阶级的思想同样值得研究的新见解。其另一部著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则主要阐述了五四以后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内容拓展到了文化论战、文艺思想等过去较少涉及的领域,提出了一些颇有争议的新观点。如其所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命题,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近代思想演进的历史实际,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恰恰是救亡推进了启蒙,而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每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能唤起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 80年代有关近代思想家研究的论著数量很多,除了人物传记涉及思想方面外,专门研究康有为、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思想的专著也相继问世。其中比较重要者,有杨慎之等编的《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邝柏林的《康有为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肖万源的《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91年版)、韦杰廷的《孙中山民生主义新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等。这些论著突破了过去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为主线的研究框架,纠正了以阶级成分决定思想状况的简单化倾向,认为唯心主义在近代进步思想界长期占主导地位,也是进步思想家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同一阶级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思想倾向的差异,开始从其个人的经历、思想渊源等多方面具体考察人物思想,在注意思想家共性的同时,更加关注其个性特色。 90年代以后,与社会思潮史研究的兴起相联系,学术界对近代思想家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思想家的选择上,已改变了先前只注意主要的进步思想家、而对许多次要的或所谓反面人物关注不够的倾向,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很少有人关注的人物,如曾国藩、倭仁、张之洞、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罗家伦、傅斯年、吴宓、陈序经等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海林的《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郑大华的《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高力克的《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左玉河的《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细珠的《倭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均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对戊戌时期的康有为的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泛泛谈论康有为的贡献、局限、历史地位等表层问题上,而是深入剖析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分析其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变化;戊戌变法后到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思想深受当时日本思想的影响,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对于梁启超所受的日本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细致梳理,深化了人们对梁启超思想的认识。 二、思潮史研究蔚然成风 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潮起潮落。但此前的研究对此关注不够,虽然一些学者如王忍之、徐宗勉、侯外庐、金冲及等曾提出过应当研究近代社会思潮,但学者们的研究仍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思潮研究的成果比较少。那些以“中国近代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是各个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思想的汇编。早在1984年,金冲及就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二是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20多年,因为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湃的时期;三是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四是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更要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②。这些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重心的转移。80年代末期以后,近代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近代思想史著作越来越多地以社会思潮为研究主线。 较早以“思潮”命名来阐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是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故该书主要以近代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及马克思主义传入等。此后,以“社会思潮”命名的研究著作日益增多,如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朱义禄等人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及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这些著作多以社会思潮为主线,对近代诸思潮作分类阐述。 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撰写结构上较有特色。它着重探讨了三方面问题:一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二是关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社会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三是关于几种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及影响。这样的论述,深化了对近代社会思潮演变史的认识。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重点阐述了近代影响较大的11种思潮: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这些思潮虽以政治思潮为主,但已经涉及哲学和文化思潮,拓展了近代思潮史研究的领域。彭明、程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虽然没有用“思潮”命名,但就内容来看也是一部反映中国近代思潮演变发展的著作。与其他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不同,该书将思潮看作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根据时代主导意识的变化提出了颇有新意的划分阶段的见解。它将中国近代思潮划分为四个阶段加以撰述:一是从中英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多种改革思潮的萌动时期;二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时期;三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思想界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深刻的分化组合时期;四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开花结果时期。这样,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化线索在该书中得到了较好阐述,并得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颇有新意的。 吴雁南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是目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该著围绕救亡图存、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时代主旋律,对近代中国109年起伏跌宕、异彩纷呈的社会思潮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比较系统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迹,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方向,揭示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中心,爱国主义则是这些社会思潮的原动力,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同时顾及了中间和反动的思潮,并把它们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联系起来考察。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故该著以较多的篇幅来评述文化领域中的思潮演变及其文化论争。 与此同时,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如民族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启蒙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民族主义不仅是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而且表现为一次次前后相继的实践运动,甚至是各种政治力量手中的重要招牌,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故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版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重要者有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些著作,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特点及其存在的缺陷作了一定的探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和缺点也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唐文权拓展了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思想。陶绪在书中考察了传统民族观念及其在晚清的变化,较系统地阐述了传统民族观念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变化,认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原因是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罗福惠在书中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乡村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近代民族斗争的巨大影响。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李文海认为,对于被侵略被奴役的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往往能激发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主要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它并非没有产生过消极的作用和影响,它在处理对内和对外民族关系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并非尽善尽美③。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特征,史革新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反对民族压迫,以争取民族独立为职志;二是始终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三是不断克服狭隘民族情绪,理性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④。李喜所认为,现代性是民族主义与生俱来的特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芽、生根的历史过程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客观进程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化的深度决定着民族主义普及的广度,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不构成悖论;只要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完结,现代性就永远是民族主义的灵魂⑤。 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受到研究者高度关注的社会思潮。除了系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著作中均辟专章论述外,还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者有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路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胡庆云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怡的《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这些论著在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展线索的认识上虽稍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传入时期,1907年至五四运动前后为形成、发展时期,1923年到1941年为破灭时期。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按照无政府主义思想从传入到尾声的发展变化线索顺序撰述的,脉络清晰,比较系统。作者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思想派别,它不仅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发表了许多反封建和要求民主的言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汤庭芬积数年研究而成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则着重从横向上分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具有明显的专题性研究性质。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社会思潮。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启蒙思潮的资料性著作。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第一卷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之前,第二卷从《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底“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基本结束,第三卷从1924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每卷之始,有该卷编者撰写的前言;每卷之中,按内容分为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之前有介绍本专题的说明文字。此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还有唐明邦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平一的《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周积明等人的《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张世保的《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立彬的《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三联书店2005年版)、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社会思潮是近代中国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众的普遍心理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向,学术界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问题上,并以社会思潮为线索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显然是对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三、学术思想史研究渐成热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空前广泛,各个专门思想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近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出现了一批专门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如经济思想方面有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等多种著作,法律思想方面有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及《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等,哲学思想方面有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史学思想方面有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佛学方面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年版)等,军事思想方面有田震亚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吴信忠等人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新闻思想方面有胡大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民主思想方面有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徐宗勉主编的《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耿云志主编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等,文艺思想方面有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其中以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最为突出。 学术与思想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中国近代史上不少思想家同时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以前的思想史研究对于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关注较多,而对其学术思想则相对关注较少。随着90年代以来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学术思想史研究逐渐成为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注意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流变之际,逐渐关注晚清及民国学术史研究,逐渐形成了“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新格局。 人们研究晚清及民国学术史之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如对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赵元任、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吴宓、钱钟书、范文澜等)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集中成果,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后种丛书由中国史学会前任会长戴逸主编,自1999年推出后,先后出版了《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郑大华著)、《严复学术思想评传》(马勇著)、《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郑大华著)、《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丁为祥著)、《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宋志明著)、《钱穆学术思想评传》(汪学群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左玉河著)、《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苏金智著)、《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刘利娜著)、《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谢保成著)、《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王中江著)、《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朱政惠著)、《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著)、《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颜炳罡著)、《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陈其泰著)等20多部著作,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此外,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备受研究者重视,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如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⑥、章清的《重建范式:胡适与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⑦、罗志田的《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⑧等文,为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是对清末民初的重要学术流派进行专题研究,包括晚清经学、理学、民国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等。这方面的成果有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罗检秋的《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少明的《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郭双林的《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罗志田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及刘大年的《评近代经学》等。与此同时,近代学术史上的其他重要问题,如学术分科、整理国故等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人开始尝试用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来研究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麻天祥等人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左玉河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罗检秋的《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其中桑兵对于近代学术史上学派的由来及其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探讨,颇值得关注。他认为,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派分与道统论渊源甚深。晚近学人好以学派讲学术,并且奠定了学术史叙述的基本框架。而判定流派的标准,包括宗师、学说、方法、师承与传人的谱系化、流变以及地缘关系等,大抵是他人或后人的指认。在他看来,按照学派来探寻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固然有简便易行的好处,但却存在着看朱成碧、倒叙历史、以偏概全等弊端。因此,治学须深入门户,超越学派,只有如此,方能更好地理解古往今来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和趋向⑨。 四、“文化热”中起步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文化史的复兴是由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引发的。人们从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对文化问题进行反省,对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新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思考,由此在8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文化热”。正是在这种文化反思热潮引发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开始重新起步。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同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共同发起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呼吁大力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以填补这一巨大空白,决定主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文化史研究刊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随后,刘志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⑩,在建国后首次公开提出了开展文化史研究的倡议。此后,中国文化史研究蓬勃开展起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学科。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热点,出版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化史著作,如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龚书铎的《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编的《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年版),冯天瑜主编的《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张岱年、程宜山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00多篇。这些论著关注的论题,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的敏感问题,如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重新认识,如对“中体西用”论的重新评价,如对五四精神的重新审视等。学术界从文化近代化进程的角度,肯定了洋务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作用,肯定了“中体西用”论对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便于吸收西学以实现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积极作用,重新反省了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肯定了其思想启蒙价值。二是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提出了多种新见解。既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也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既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得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中,从而使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了,并向着纵深发展。学术界对近代知识分子、社会风俗风尚、中西文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化了,并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吴廷嘉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金铻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对近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历程及命运作了宏观阐述。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则对洋务知识分子的产生及特性作了分析,对他们致力于引进西方科技文化而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的悲剧命运作了揭示,认为其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许纪霖的《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通过对近代若干重要人物的分析,揭示了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则通过对开创新制度的近代思想先驱的分析,揭示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所存在的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深化了人们对近代知识分子特性的认识。 由于建国以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禁区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代人物成为研究的热点,像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曾国藩、李鸿章、杜亚泉、陈序经等都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不少研究论著。其中比较重要者,有马勇的《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易新鼎的《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耿云志、崔志海的《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姜义华的《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左玉河的《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高力克的《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集林的《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对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有重要作用。 “体用之争”是贯穿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问题,当时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称为“中学”与“西学”,对于二者的关系在较长时期内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丁伟志、陈崧的《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详细考察,对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中西体用”思潮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刻的阐发,是专门研究中西文化观念演进问题的力作。此外,社会风俗、宗教、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近代文化的诸多领域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两著,对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特别是西方文化影响及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社会风俗的变迁作了综合性论述,是有关中国近代风俗文化史的开拓之作。此后,还有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岳庆平的《中国民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及李少兵、左玉河等人撰著的《民国百姓生活文化丛书》(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节庆》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继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后,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及陶飞亚的《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至于近代教育史、新闻报刊史、出版史及藏书史方面的研究,更有多种著作问世。关于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史及江浙、湖湘、岭南、燕赵等地域文化史研究也开始起步,出版了像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重要研究著作。专门文化史领域的拓展,成为80年代“文化热”之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日趋深入的重要标志。 正是在各文化专门史研究深入的基础上,全面反映近代文化发展风貌的综合性文化通史著作陆续出现。其中比较重要者,有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3卷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马勇的《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和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10卷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汪林茂的《晚清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其中由史革新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和黄兴涛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吸纳了国内学术界10多位专家共同研究,充分吸收了近年来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在体例、观点上有较大的突破,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领域较有权威、影响较大的通史性著作。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在近代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尽管有不少论著有所涉及,但真正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文化转型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立项、由耿云志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课题。经过7年多的努力,该课题成果以《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系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这套著作分为9卷:《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耿云志著)、《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郑大华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李长莉著)、《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邹小站著)、《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郑匡民著)、《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王中江著)、《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宋惠昌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左玉河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张剑著)。这套著作紧紧扣住近代文化转型的主题,从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比较立体地展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如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形成的意义、近代学术体制化的趋势、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等,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五、社会文化史的兴起 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文化史主要研究社会的精神领域,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生活领域,二者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成为新时期历史学复兴的两翼。但随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持续发展,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如文化史往往只注意精神层面,特别是精英思想层面的研究,而忽视大众观念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史又多注重社会结构和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而或显空泛,或显细碎,缺乏对人这一社会主体的关注及与观念领域的联系。所以,一些学者开始思考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可能。首先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问题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志琴。她在1988年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11)一文,首次论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的连带关系,首次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交织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这一概念,并在随后发表的《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中指出:“文化史是从文化的要素、结构和功能上认识文化现象,融合社会、思想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社会史则从社会的构成和生活方式上认识社会现象,融合文化和社会学的成果,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社会史和文化史从不同的方位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12)她在这两篇文章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但致力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相互结合,以及将“社会文化特质”和“民族文化心理”作为研究的重心的基本思路已经形成。 此后,在刘志琴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开始明确提出以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为以后一个时期的主攻方向,并组织编撰多卷本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990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社会史第三届年会上,李长莉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并引入文化学的方法,对这一新学科概念作了比较完整的解说,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意义以及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区别等作了集中论述,提出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其重心是对历史上某一时期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作出描述和解释(13)。1993年,刘志琴进一步提出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路,并指出:“伦理价值通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作用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意识,这样的文化才真正具有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内在机制。”(14)经过十余年的讨论,学术界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并对社会文化史作了基本的界定: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 “社会文化史”在中国内地学术界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法国年鉴学派明确批判传统史学重上层、重叙事的弊病,提倡总体史、社会史,标明了关注下层平民及注重分析综合的方法论取向。欧美学术界新兴起的“新文化史”学派同样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出现了以“社会与思想互动”为特征的观念史、语境论研究方法,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致力于民众态度和价值观念研究的“新文化史”路向(15)、美国学者艾尔曼致力于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新文化史”路向(16)、德国学者罗梅君讨论北京民俗所反映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变迁的研究路向(17),与中国内地兴起的“社会文化史”路向是一致的。这种关注社会与观念的互动、民众生活与观念的互动,可以视为国际史学界致力于史学深入发展中不约而同选择的一个重要路径。 “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被提出后,社会文化史的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的兴趣,使这一新学科日渐发展成熟。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随后,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 首先,对近代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关注。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90年代以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一些学者运用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的观点。学术界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出发,在掌握市民社会有关理论及西方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文化派”,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为代表;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在商会史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依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商会派”,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尽管两派差异较大,但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欧洲近代市民社会有着根本区别。 关于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另一热点。许纪霖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历史演变研究入手,以上海为例分析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思想本土渊源、历史形态和舆论功能,并通过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的比较,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普世性和特殊性(18)。祝兴平则将公共媒介作为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对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作了揭示(19);张敏将学会、报纸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角色,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报刊市场作了较系统的考察(20)。罗福惠以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为中心,对其在学会背景下进行的学术文化活动的内容、特点作了考察(21)。学术界开始将过去所忽略的公园这一“场所”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力图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史中的现代性因素。史明正的《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区空间的变迁》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较早开始研究公园与城市空间及公共空间发展的问题,以后陆续有学者撰文论述广州、成都公园的兴起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公园里的社会冲突。李德英选择近代传统城市成都为例,以城市公园这种新兴的公共空间为载体,通过对围绕公园的开辟、管理以及以公园为舞台而产生的社会冲突现象的观察与讨论,探讨近代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22)。陈蕴茜主要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公园作为近代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特征,认为公园的兴起与发展直接映射出中国近代旅游娱乐空间在场所意义及文化内涵层面的拓展(23)。她还全面考察近代西式公园的引入与华人公园的发展,透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撞击及中国民族国家通过公园建设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民族主义建构(24)。戴海斌对北京的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作了考察后认为,中央公园不仅仅是一个放松身心的休闲场所,更是集娱乐、教育、商业、文化和政治多种内容于一身的社会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流淌着市民日常生活的细流,也孕育了社会变迁的种子(25)。 其次,文化心态史研究的开端。把社会心理确认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方式,可以启迪史学研究者通过社会风尚的演变,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识,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历史的场景。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近代社会心态史逐渐为研究者注意,并出现了众多研究成果,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韩进廉《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义和团教民的信仰状态,同样可以折射出19世纪末民众的社会观念及复杂心态。程等讨论了1900年中国基层社会天主教教民的信仰状态及其文化含义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作者认为,只有将考察的视野从文本解析下沉到普通信徒的心态和行动领域时,才可能更深切地把握他们那种鲜活的跳动着的文化脉搏。这种由灵魂意识、神功崇拜和身体观念所表达的信仰状态,具有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乡土文化诸要素交错互动的特色(26)。赵泉民通过考察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揭示了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心态: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中立裁判者的心态,同情赞赏之态度(27)。郑永华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对辛亥时期会党的社会心态进行分析,认为会党的社会心态有这样几个特点:寻求新领导成为多数会党的共识;联合起来共同革命受到会众的欢呼;民主共和得到了会党先进分子的认可;会党反教排外心态的变化明显(28)。白纯通过考察台湾光复后的民众心态变化,揭示了“二二八”起义爆发的深层原因(29)。孔祥吉依据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的数十封家书,分析了北洋水师上层人物在中国交战时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认为当时弥漫于北洋上下的畏惧、自私、不负责任的心理状态,是导致清廷在与日军较量中惨败的重要原因(30)。这样的研究思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居阅时在《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31)一文中指出,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主要有“接受”、“回归”和“再选择”三种主流表现,这三种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和维护革命成果的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一起构成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共同影响着北洋历史的进程。 社会心态是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其表现形式较政治、经济难以把握,也容易为人们所忽视。黄庆林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作了分析,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特殊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所展现出的与现实社会的隔膜,造就了他们的文化失落感,在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诸多努力后仍未能改变其屈辱命运之时,信仰破灭,或遁入空门,或自杀以求解脱;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先知先觉者与麻木不仁的普通大众有极深的思想隔阂。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失落心态,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界的纷繁芜杂和社会急剧变动对于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32)。傅以君对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众社会心态的作用和影响作了认真剖析,认为战后向往和平、渴望民主是民众普遍的社会心态,国民党由于没有利用好自身的优势,政治举措忤逆了民众对和平民主的要求和渴望,终被浩浩荡荡的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吞没,共产党则由于始终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国统区民众对南京政府由拥护到失望再到反抗的心态变化,反映了国民党逐渐失去人心,失去广大民众的支持,预示着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已不可避免(33)。 再次,近代民众社会观念史研究的兴起。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民众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嬗变,社会观念史研究近年来呈现出新的气象。方维规对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念进行了追踪式考察,揭示了西方观念输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接受的复杂历程,是近代观念史研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34)。刘慧娟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作了考察,认为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等三个阶段(35)。蔡永明则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认为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洋务思想家的外交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家通过对主权观念的认识、对使节制度的建言、对交涉之道的探讨以及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理念,形成了他们的近代式的“外交”观念;这种新式“外交”观念的形成,推动了晚清外交观念的近代化(36)。李华兴等人的《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37)、梅琼林等人的《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38),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文化观念变异的影响入手,探寻文化传播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在于掀起了向西方科学知识、政治制度学习、借鉴的热潮,更在于这种学习、借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政治观念上由“朝代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乃至其后的现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观念层次的变革基础。 “谶谣”是一种利用隐晦而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述预言的神秘性谣歌。董丛林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的谶谣主要是围绕清朝与太平天国争斗事体而形成的。这与当时战乱之下社会动荡、人心惶惑、迷信氛围浓烈的环境密不可分(39)。与太平天国时期相似,清末新政期间各地“讹言繁兴”并逐步汇合为强大的反对新政的社会舆论,最终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黄珍德认为,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与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着相当大的联系。由于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动、普通群众的落后意识和清末新政给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捐税负担,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驱使普通民众视清末新政为“病民之政”,因而不断信谣传谣,乃至掀起反对新政的武装斗争,冲击了新政的深入开展(40)。金普森等人以1933-1935年的“国货年”运动为中心,试图探究国货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社会崇洋观念对国货运动的重大影响。作者认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国货年运动未获预期效益,民众的崇洋心态是构成民族产品市场的重大阻力之一;而此种心态的形成,与洋货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式影响、上层社会的消费示范作用以及消费风尚藉商品广告和人员流动而广播蔓延密切相关(41)。西医东渐对近代中国各社会阶层产生了微妙的心理冲击。统治者历经矛盾与反复,最终产生认同感并完成了医疗体制上的变革;知识分子群体从救国保种的高度,积极倡行发展西医;中医界则以平和的心态研究和比照西医,寻求中国医学的发展路径;普通民众对西医的态度从畏疑、迷惑发展到接受和信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42)。中国朝野的社会文化观念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董丛林以清末大儒吴汝纶医药观的变化为例作了探讨。他认为,吴汝纶的医药观明显地表现为对西医西药的笃信、热衷乃至迷信,对中医中药的非信、排拒乃至诋毁,呈现出极端化、绝对化、情绪化的偏执;这种医药观典型地表现为是西而非中、褒西而贬中、扬西而抑中,以及情绪化、绝对化、极端化的情状(43)。丁贤勇从江南近代社会变迁的角度,对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对人们时间意识的影响作了初步探索。他指出,新式交通改变了人们生活中的时间节奏,使分钟观念走进人们的生活,“时间就是金钱”成为新的时间价值观念,人们逐渐走出原先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图式,开始步入近代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世界(44)。 最后,近代新词语研究的兴盛。清末民初之际,伴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作为西学表征的新词语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长期以来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但近年来史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将新名词与新思想联系起来考察。黄兴涛从新名词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变革的关系入手,尝试着揭示近代中国新名词形成、传播之丰富微妙的思想史意义。他认为,数以万计的双音节以上新名词的出现和活跃,词汇的概念意义、规范“界说”的社会认同与实践,以及与之相随的新式词典的编撰和流行,增强了汉语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有效地增进了中国人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大量出现的近代新名词提供了众多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运思的广度和深度,为构筑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45)。冯天瑜对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新语人华的反应作了初步考察,认为近代中国话语世界呈现两极状态:一方面是人们普遍使用“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的新名词,另一方面则是“由日本贩入之新名词”构成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冲击着传统的话语系统,激起部分国人的反感与抗拒,在或迎或拒的表象之下,新名词逐渐渗入汉语词汇系统,并归化为其有机组成部分(46)。李怡对“世界”一词作了词源学上的考证,并对该词在留日学生中接受情况及传入中国的情况作了考察,说明了晚清从日本传入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兴起与变化的互动关系(47)。与此相似,清末“国民”与“奴隶”这组词汇的内涵也发生转化,并迅速流行起来。郭双林等人考察了“国民”与“奴隶”二词的渊源及其在清末从古典意义向近代意义的转化过程,分析了当时围绕“国民奴隶”与“奴隶”根性问题的讨论情况,并探讨了二词内涵在当时转化与流行的原因及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积极意义(48)。刘学照就清末上海报刊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认为20世纪初的上海革命舆论中出现并传播前所未见的新话题和新话语,如时代、革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建国主义、专制主义、君主专制、专制民贼、排满革命、种族革命、共和主义、民权革命、平等主义、平均人权、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国粹主义、国学、国粹、欧化、共和、祖国等,这些新话语的传播、连接、辐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孕育着全国的政治气候,推动了武昌起义的到来(49)。 现代释义的“封建”话语,是解读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文化发展轨迹的“关键词”之一。薛恒从历史语言考察和语言解释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的提出、兴起和含义变化的过程进行探讨,以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因其意义处境化而与马克思主义原生语义的错离和其中的原因,客观地评价这种表述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存在的理论得失。他认为,“封建”话语在中国近代从历史语言的边缘走向中心,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它与其说是一个学理话语,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政治话语;它在服务现实需要的同时又接受现实反馈,带来了处境化的变异,其具体内容已经难以栖身于原来的理论架构中(50)。章清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脉络探讨“自由”观念,认为中文世界对于“自由”的阐述较为突出其负面意义,所以在晚清中国各种“主义”大行其道之际,“自由”却难以成为“主义”,“自由主义”只能让位于“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51)。徐时仪从语义学和传播学角度出发,考辨“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探讨西学新词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民主”由古典转换成现代新词,经过了5种词义变化现象,这个过程可以帮助了解中国近现代一些重要观念的起源和演变,揭示其中蕴含的关涉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思想文化意义(52)。刘集林对晚清“留学”一词进行词源考察,认为经过“出洋肄业”、“游学”到“留学”的发展,表现出近代人学习西方文化逐步深化的一个侧面(53)。柯继铭分析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认为“民”在思想界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现实中对于“民”的怀疑却又十分深重,思想言论中“民”的形象呈现理想和现实割裂的名实不符状态。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认为上层社会的“保国”方式遭到质疑,从“民”的指谓变化反映出清季十年对不同群体的认知呈现出中下层趋向(54)。侯旭东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流行的“专制”词语及其“中国古代专制说”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这种未经充分论证的说法的流行,严重妨碍着学术界对帝制中国统治机制的研究(55)。 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不少偏向,需要加以克服。这些偏向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存在着明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如有人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但他们从来没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激烈反传统的历史原因作过认真分析,没有考察过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与文化斗争,因而难以正确地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和康有为的孔教运动有着直接关系,不批判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康有为的孔教运动而指责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其次,照搬海外学者的观点。有人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并把它与“文革”相提并论,这种观点最早是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提出的。他认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全盘反传统”,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断裂”现象,并把“五四”与“文革”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立场(56)。余英时将“五四”视为激进主义的重要阶段,认为从“五四”到“文革”再到80年代的“文化热”,中国现代思想史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的历程”(57)。这种观点被一些大陆学者视为“新观点”而接受,反映了部分学者以追随海外学者的某些学术观点为“风尚”的学术偏向。再次,矫枉过正、翻案之风比较流行。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学术界在较长时间内对一些思想人物、思潮和流派的评价以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作为褒贬标准而加以评价,有失公允。但改革开放以后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凡过去被认为是进步或革命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则加以贬斥,凡过去被认为是落后或反动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则加以褒扬,存在着褒改良而贬革命的偏向。复次,褒保守而贬激进的偏向比较突出。如有人在评价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和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时,对前者严厉批判,而对后者大加肯定。以前忽略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玄学派在学理上的贡献固然是片面的,但由此走到另一个极端而极力贬低新文化派,抬高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同样不是正确的态度(58)。最后,处于兴起阶段的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存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料分散,收集困难;二是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学科理论与方法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像西方“新文化史”学派那样的清晰理路;三是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典范;四是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训练。 根据目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状况,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发展的趋向大致有四:一是思想人物的个案研究仍将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会进一步从主要人物扩展到一般的思想文化人物,研究会更深入、更理性、更细致,对于近代思想文化人物进行认真比较会成为深化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路向。二是学术思想史研究将继续受到关注,会有更多的学者走进研究者的视野,并将重点关注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与现代学术的建立问题。三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如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分野与对比,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传统因素与外来文化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仍然继续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四是近代社会文化史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近代民众生活史和观念史、近代社会民众文化史将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将是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生长点。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将会加强,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结合研究将进一步受到重视。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尽快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收集、整理近代中国零散在各处的史料,尽快出版一套供研究使用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资料选辑》;二是尽快摸索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只有具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又受过系统理论方法训练的研究者,才有可能在本领域中取得一流的成绩。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一定会推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注释: ①本文所谓“中国近代”,是指广义上的中国近代历史,即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1840-1949年),包括了所谓狭义的中国近代(1840-1919年)和狭义的中国现代(1919-1949年);1990年代中期以后,广义上的“中国近代”逐渐为学术界接受并流行。故本文所谓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指1840-1949年间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史。 ②金冲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李文海:《对“民族主义”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④史革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征之我见》,《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⑤李喜所:《关于民族主义现代性的宏观思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⑥《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 ⑦《复旦学报》1993年第1期。 ⑧《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⑨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⑩《光明日报》1983年9月28日。 (11)《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12)《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13)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收入赵清主编的论文集《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14)刘志琴:《从社会史领域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 (15)其代表作《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和《制造路易十四》的中译本,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 (16)其代表作《从理学到朴学》、《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的中译本,分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8年出版。 (17)其代表作《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的中译本,由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 (18)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第2期。 (19)祝兴平:《近代媒介与文化转型》,《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0)张敏:《略论辛亥时期的上海报刊市场》,《史林》2003年第2期。 (21)罗福惠:《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与近代文化社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2)李德英:《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史林》2003年第1期。 (23)陈蕴茜:《论清未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 (24)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5)戴海斌:《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6)程、谈火生:《灵魂与肉体:1900年极端情境下乡土教民的信仰状态》,《文史哲》2003年第1期。 (27)赵泉民:《试析晚清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心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28)郑永华:《辛亥时期会党社会心态之变化》,《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9)白纯:《台湾光复后的民众心态与“二二八”事件》,《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30)孔祥吉:《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31)居阅时:《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32)黄庆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失落心态》,《山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 (33)傅以君:《论社会心态对战后国共斗争的影响》,《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4)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 (35)刘慧娟:《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6)蔡永明:《论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7)李华兴、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8)梅琼林、曾茜:《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重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9)董丛林:《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40)黄珍德:《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谣言》,《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1)金普森、周石峰:《“国货年”运动与社会崇洋观念》,《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42)郝先中:《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 (43)董丛林:《吴汝纶医药观的文化表现及成因简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44)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史林》2005年第4期。 (45)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46)冯天瑜:《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47)李怡:《关于“世界”的学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48)郭双林、龙国存:《“国民”与“奴隶”——对清末社会变迁过程中一组中坚概念的历史考察》,《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 (49)刘学照:《上海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历史教学研究》2002年2期。 (50)薛恒:《中国近代“封建”话语的兴起及其指义处境化》,《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 (51)章清:《“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史林》2007年第3期。 (52)徐时仪:《“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内涵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53)刘集林:《从“出洋”、“游学”到“留学”》,《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54)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走向中下层:清季十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认知与“民”的指谓变化》,《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55)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5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7)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58)参见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

  汉唐明清四大帝国,都有一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都有一个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前三大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一种中心的、主角的地位,一种积极、主动影响甚至制约外部世界的核心地位。而大清帝国,从它立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在这种被动的宏观态势下,大清帝国虽然依历史的惯性,仍然力图发挥昔日的主角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积极、主动的作用,但在宏观的视角下看来,那也只不过是全面被动形势下的局部主动罢了。而且,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局部主动也在内外条件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丧失,直至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完全的受制状态。

  ⑩Mariano Ponce:Sun Yat-Sen:The Founder of Republic of China,Manila,1965,P40。

  如果说,在大清帝国上升时期,我们应该较多注意将它与正在走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央的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诸国相比较,从而给这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更加清晰、更加准确的定位;那么,到了它的下降时期,我们就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外部世界对它制约的阶段性上,并从东方各国被侵略、被奴役与边缘化的共同轨迹以及它们反制约的苦斗中,找出大清帝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共存与分野。在1840年到1911年这段时期,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是险恶的。不过,从险恶的程度看,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分界,分为此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晚期和此后的帝国主义早期。

  在三分之二个世纪前,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然而,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还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行程,都未能使孙中山的形象和业绩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这种广泛的认同,覆盖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他依然生活于现实的舞台。他的精神遗产仍在闪烁着光芒。

  诚然,洪秀全的理想、理念中,有着大量对基督教义的扭曲。这些扭曲令西方传教士大惊失色。(注:洪秀全的业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就拒绝给洪氏受洗。)但是,洪秀全引进了天下一家,俱是兄弟姐妹等基督教平权思想,却令曾国藩兴起“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注:曾国藩:《讨粤匪檄》。)那种深深的恐惧。这种借鉴,正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序幕;它所播下的基因,在此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发挥作用。(注:孙中山就自称“洪秀全第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是可以说,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与农民秘密结社联手,毛泽东以马列主义领导新式农民战争,都早在太平天国大起义时得到了预演么?!

  当前世界范围内,和平与发展无疑构成了两大主题。多元化的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同时,发展中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经济社会的进步,仍然是迫切的艰巨的任务。这样,孙中山思想的现实基础还是存在,他的丰富的精神遗产,在总体上依然具有生命力和魅力。所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吸取他的思想中的精华,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大有裨益。

  当着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大清帝国虽然颟顸,却仍然扮演着中华民族捍卫者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使他名彪青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复兴而献身。关天培、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牺牲了,但三元里平英团的旗帜继续高扬起来。即便是那个半是偏执、半是昏庸的道光皇帝,也曾派出自己的两名皇侄统兵南下,抗击英国殖民侵略者。

关键词:

  此时,外部环境已经严密地堵死了大清帝国的出路。洋务运动的自身局限,使清王朝错失了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待到康梁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推行变法,不仅内部政治力量对比依旧不利于维新,外部环境也不允许这个在水准上接近明治维新的运动走上坦途。维新派领袖们对这一外部形势之严峻,是有所认识和警觉的。还在19世纪80年代末,康有为就敏锐地看到:“于今俄筑铁路于北而近盛京,法规越南于南以取滇粤,英启滇藏于西,日伺高丽于东,四邻皆强,我危逼极矣!”他指出,“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康有为没有认识到,按当时的国际形势,“数年闲暇”也是一个过高的估计。实际上,就是马上变法,恐怕也为时过晚,终归也是“不治”。

  积极发展社会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臻于富强,显然是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课题,吸引了一切先进人士的目光。归根结蒂,中国的贫弱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榨。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化,只允许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则是妨碍中国近代化的内在桎梏,严重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民生主义摈弃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和维新派的保守倾向,吸收了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的部分学理,以“土地与资本问题”为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土地方案的内容大体为“核定天下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着眼点在于把因“社会进步发达”而形成的地价增殖收归国有,以免为土地所有者攫取,致成垄断。同时,使“公家愈富”、“农民大苏”和“社会发达”。资本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发展社会经济,振兴实业。采取双管齐下方针——“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并存,凡“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的产业皆归“国有”,以预防资本的垄断,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工人免“受资本家残害”。民生主义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土地纲领缺乏促使农民彻底摆脱封建压榨、获取土地的内容,它对“宅地”的重视超过了耕地。主观社会主义则带有空想的因素,并且混淆了革命的层次和步骤。但是,民生主义在当时显然是较为自觉和完整的近代化纲领。其土地方案将消除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及由之产生的绝对地租,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方案大有裨益于“实业化”,“企业国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孙中山不同于俄国的民粹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抱留恋与伤感的情绪。事实证明,民生主义赋予辛亥革命以社会经济的丰富内涵。

  李鸿章们的上述时代的、社会的局限,实际上也是大清帝国时代的、社会的局限。大清帝国社会内部诸因素的局限,制约了那场表面上似乎风光一时的“同光新政”,只是一场浮在表层的改革。这场改革由于缺乏新时代所需要的深层底蕴,而终于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崩溃。“同治中兴”,成为大清帝国生命中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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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清王朝(1644—1911年)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这个历史时代。正是从16世纪开始,世界走向一个巨大的质变,近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文明的制高点。资产阶级在组织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编织到一体,从而创造并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这个崭新的历史进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将大清帝国纳入了它的框架之中,从外部影响、制约直至通过其内部变化,规定了帝国的衰亡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在修撰清史时,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考量着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以何种方式、怎样的力度日渐深入地介入了帝国的发展,在帝国内部运动中起了何种催化、腐蚀、破坏与革新准备的作用。

  民族独立和解放,无可置辩地构成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课题。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居于突出地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多种社会矛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多民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同汉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矛盾越来越纠结在一起,彼此依存,相互利用——外国侵略者把国内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国内统治者则把侵略者引为主要靠山。近代中国社会不仅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又在对内意义上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首先揭橥了“民族革命”的旗帜。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既承袭了广泛流传于农民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民族思想”,又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既接受了维新派把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观念,但摒弃了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妥协倾向;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在清朝末期,“反满”曾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不仅由于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还因为这个政权以朽败透顶的“治绩”为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提供了可行性,逐步成为殖民主义者的“鹰犬”,堪称“洋人的朝廷”。“反满”涵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广泛的动员作用。挣脱殖民主义枷锁,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尽管这个课题在当时尚未被置于应有的首位,但它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主旨。从兴中会宣言到同盟会政纲,救亡图存的主线一以贯之。事实上,“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始终是“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两个主因。他的民族主义虽然还带有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并将首要任务归结为“先倒满洲政府”,从而不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此外,这种民族主义也揉杂了某些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因素。但是,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仍无愧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集中了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摆脱民族压迫的意愿,概括了“民族革命”的任务,把民族解放运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还在孙中山组建最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他就未把斗争局限于国内范围。《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规定:为了“抒此时艰,兴我中夏”,“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⑨]。如果把“中外华人”理解为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那么,在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的实际活动中则有外国友人参与,其中的部分人士甚至入会和加盟。从具有共同命运这个基点出发,孙中山很早意识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与世界——特别是同处亚洲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把它提到相互支持的高度。菲律宾爱国志士彭西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一书中写道:“对孙逸仙说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之一。”[⑩]事实上,孙中山在流亡国外的艰苦岁月中,曾向反对美国侵略和奴役的菲律宾爱国者伸出友谊之手,不仅积极协助他们购运械弹,甚至还准备“率兴中会中人至菲岛投阿氏军,速其成效,转余势以入支那内地,以起革命军于中原”(11)。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经验,孙中山亦非常重视,他曾认真研究南非布尔人反英斗争中的“散兵战法”,还把这种战术作为1903年创办于东京的革命军事学校的主要科目。这些活动表明,他已经开始“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联合之必要。”(12)

  二

  (一)

  然而,大清帝国的气数已尽,绝不等于中华民族也从此沉向深渊。有着数千年文明和一以贯之的历史的中华民族,自有无穷的活力。太平天国失败了,下层民众反抗的火种还在。当康梁维新派尚无觉悟与力量,将自己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活动,与草根大众相结合的时候,草根大众的抗争,甚至会以更为原始、更为落后的形式爆发出来,掀起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虽则落后到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但运动中下层民众表现出来的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令即将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望而却步。那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绝然不同于大清帝国的地方,后者已气息奄奄,前者却生机无限!

  历史人物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如此的持久、普遍意义,无疑是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这种现象既非偶合,也非后来人们单纯的功利主义使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毕生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独立、民主、富强的课题,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内,也应是继续实现和被崇奉的准则。他从来都是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置于世界的范围,并从宏观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的联系,洞察“世界潮流”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人”式的封闭;但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他从不把自己的活动局囿于国内,而是融汇于亚洲和一切被压迫民族以及进步人类的斗争之中,其足迹遍及世界的主要国家,与国际友人保持着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双向关系。

  19世纪中叶,经过嘉道问题期的挣扎,大清帝国终于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急剧下滑,并走向衰亡。在这一下滑与衰亡的过程中,外部世界、即西方殖民列强加上后来的日本,成为一种扭转、催化和规制的原发力量。当然,这种来自外部的原发力量,还要通过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变化,才能发挥其作用。但无论如何,这种外部力量已经可以决定大清帝国运行的转轨,即从一个古代类型的、独立的东方封建帝国,转向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附庸。

  (15)《总理全集》第2集第395页。

  因此,在古代,直到中世纪时期,一部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还在准备与雏形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国家、民族创建了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总体文明程度领先的王国或帝国,在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会占据主动的地位。我国古代的汉、唐、明等几个大帝国,在对外交往与文明交汇中基本上都是居于一种高屋建瓴的态势。当时的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和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更高文明、更高社会形态上的强大国家或国家群,能够对中华帝国的兴衰与社会发展作出质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如果我们修撰汉、唐、明等王朝的历史,它们的外部环境或对外关系固然也不应忽视,但比起修撰清史来,其重要性就相差不知几许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所有王朝的外部环境加起来,也没有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来得重要。

  当孙中山踏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时,古老的帝国正在处于从封建“末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解过程。近代中国的发端颇为意味深长,新的历史阶段的帷幕开启既非生产力的突变所导致,亦非以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为契机,而是由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所拉动。强大的外铄作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使之循着独特的轨道形成畸形的、过渡的社会形态。虽然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社会经济的瓦解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萌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途径。外国侵略者同本国统治者逐步结成同盟,阻抑着任何真正的变革,维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使得中国缺乏完整的独立和起码的民主,并陷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严峻的现实是:只有砸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彻底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中国才能踏上近代化的路程,得到拯救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的命运时指出的,中国人民也未能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轻易“获得一个新世界”,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收取“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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