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述略,的市井生活

作者: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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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胡俊修教授新近推出的《民国武汉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就是一部典型的新文化史之作,在研究视角、材料运用和叙事风格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民国武汉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试图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来解读近代武汉城市文化。该书细致呈现了民国时期农村移民在武汉的底层生活状态、武汉平民女性的日常生活、市民的日常交往与公众生活、大众心态以及大众文化娱乐的丰富景象,得出了富有新意的结论——“东方芝加哥”的辉煌与市民日常生活的庸常,是近代武汉城市社会并行不悖的两个历史面相。该书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中心,考察了北伐战争时期,城市文化娱乐中心上演的一幕幕政治演出和社会动员,呈现了都市娱乐空间的政治属性,钩沉了娱乐空间与都市社会的互动图景,融微观生活和宏大叙事于一体。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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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活;武汉;叙事;娱乐;民众;研究;大众;纳凉;文化;现代化范式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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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江西 南昌 330003)

  【内容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社会生活史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内地,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少得可怜。社会生活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社会生活史成绩突出,但是近来学者并不满意目前的研究现状,力求有所突破。社会生活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注意社会分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也必不可少。生活史的研究带来视角与方法的变化,可以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挑战传统史料认识,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考察民族关系与进行不同文明比较,阐述社会变迁。

  近几十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主要有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及后现代化范式等不同研究理路。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受后现代化范式影响较大,它以小叙事和地方史为显著特征。胡俊修教授新近推出的《民国武汉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就是一部典型的新文化史之作,在研究视角、材料运用和叙事风格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摘 要: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坚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足以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成功收回了港澳主权,努力推动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坚决反对边疆民族分裂主义,妥善处理与邻国的边界争端。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集体;维护国家统一作者简介:王永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与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

  【关 键 词】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以人为中心

  如何深入城市文化史研究?马敏指出,必须要拓宽视野,改进研究的方法和叙事的方法,注意城市文化史中时常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之处和细微之处,也就是把视角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转向城市的日常生活,才能使我们加深和丰富对城市文化的认识。

    现代国际法认为,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国家统一,既包括反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也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不受侵犯。基于此,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尽管纷繁复杂,但从全局上看,大致可以分为收主权、促统一、反分裂、息争端四个层次。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坚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足以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一番历史考察,以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诞辰。  一、收主权:成功解决港澳问题

  【作者简介】常建华,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

  在近代中国,武汉(或者汉口)和上海是仅有的被人冠以“大”之称谓的都市。“大上海”被人称为“东方巴黎”,“大武汉”则有“东方芝加哥”之称,其繁华可见一斑。那么,“大武汉”繁华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化脉络呢?《民国武汉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试图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来解读近代武汉城市文化。该书细致呈现了民国时期农村移民在武汉的底层生活状态、武汉平民女性的日常生活、市民的日常交往与公众生活、大众心态以及大众文化娱乐的丰富景象,得出了富有新意的结论——“东方芝加哥”的辉煌与市民日常生活的庸常,是近代武汉城市社会并行不悖的两个历史面相。

  香港、澳门地区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个地区长期和大陆分离是外国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造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届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澳门做出过努力,但都未能取得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收复香港、澳门的主权,实现祖国的统一是历史赋予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为了集中精力应对美国侵朝、侵台造成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为了分化西方对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港澳问题上始终保持低调,坚持“暂时不动”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  建国前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在酝酿如何解决港澳问题了。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曾对来华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1]1963年,中苏论战日趋激烈,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共——“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在此情况下,中共被迫打破沉默,第一次对外公开阐述了关于港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思考:“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护现状。”[2]相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时指出:“香港,部分是割让的,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6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对世界的贸易都不利。”[3]P584显而易见,对于香港和澳门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收回主权才是毛泽东实施这一政策的最终目的。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从来没有承认帝国主义割占香港、澳门这一侵略行径的合法性。1972年3月10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特别针对港澳地位问题向联合国殖民事务特别委员会致送了《备忘录》,重申港澳是中国的领土,在时机成熟时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求联合国将港澳剔除于殖民地名单之外。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在谈到香港的未来时,毛泽东和希思达成如下共识:“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4]可见,毛泽东已经粗线条地勾勒出了香港回归的光明前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封锁新中国的情况下,通过坚持“暂时不动”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问题处理方针,保持了香港澳门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国际通道”与“窗口、了望台、气象台、桥头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对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收回香港澳门主权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泛听取港澳同胞和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去解决港澳问题。  早在1979年3月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前,邓小平在接见港督麦理浩时表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5]P196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时提出了“三个条约有效论”和“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两个论点。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主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香港的繁荣并不是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保持香港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6]P12-14中国在收复香港后行使驻军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1984年4月15日,针对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关于“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的提议,邓小平强调:“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6]P61同年邓小平在其他场合也谈到“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7]P972“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7]P978。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战略的指导下,中国所提出的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主要包括1997年收回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外交、国防由中央管理,1997年建立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等内容,成为中英双方谈判的基础,终于达成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举行签字仪式,确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届时把包括九龙、新界在内的整个香港地区交还中国。  1984年中、英达成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之后,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1984年10月邓小平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提出了按照“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原则解决澳门问题的设想。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时表示:“中葡之间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7]P10441986年,中葡开始澳门问题的谈判,葡方强调中方应给澳门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能少于香港的12年过渡期。邓小平则强调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世纪”。[8]P1471987年4月13日,《中葡联合声明》正式举行签字仪式,确定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通过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中国先后正式恢复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这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共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促统一:努力解决台湾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度基金资助项目《明代日常生活》的阶段性成果。

  在该书中,作者曾担心自己苦心“建构”的武汉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否与历史真实存在较大的偏差?过分偏爱那些“草根”气息浓厚的历史记载片段,是否对“民国武汉日常生活的总体景象作了过低水平的估量与重建?”其实这些顾虑不必过于在意,正如学者王笛指出的,探索城市、民众、日常生活的奥秘,能使我们前所未有地进入到中国城市内部,探究城市文化的独特性与历史延续性,下层民众与日常生活完全应该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和主体。对于城市底层民众来说,历史记载总会忽视这些小人物。如何让底层民众发声呢?该书收集和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深度访谈了40位1949年以前即在武汉三镇生活的老武汉人,并巧妙地让他们“发声”,还原当年的历史现场,增强了历史叙事的生动性和真实性。

  台湾问题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与国民党内战失败后盘踞台湾有关,也与外国势力的介入、干涉有关。台湾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的问题。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的政策是武力解放台湾。1949年3月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后来由于美国的介入与干涉,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台湾问题复杂化,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搁置。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国人民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1954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将和平解放台湾作为解放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提上日程。1955年4月,毛泽东在周恩来参加印尼万隆会议前指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的可能。”[9]万隆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由此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0]P631956年6月,毛泽东从国内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大局出发,在对台问题上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建议同台湾当局“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1]P440。1958年10月25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从长商议。”[12] 1963年1月,周恩来进一步把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于中央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3]P881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具体而又极具影响的工作。比如,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和武装特务人员,以缓和与台湾当局的关系;通过秘密渠道,同台湾当局保持接触,传递信息;争取寓居海外的国民党政府要员返回祖国大陆。两岸之间开始有了良性互动。1965年,国民党副总裁、台湾“副总统”陈诚逝世,遗嘱一不提“反共”,二不提“反攻”,且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14]但由于国内“文革”的爆发,对台工作的良好发展趋势中断了,此后两岸基本上是维持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方向。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5]P212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新概念。为了防止台独势力和国际敌对势力分裂祖国,邓小平在主张中国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时,坚持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一原则。1984年10月22日,他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6]P87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导下,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一条所载明的“设立特别行政区”,指的就是实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并率先在香港、澳门问题上获得成功,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实践“一国两制”方针,就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分步骤进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保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双方领导人以适当身份互访。这“八项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在江泽民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大陆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不断缓和与发展两岸关系。1991年成立的海协会先后与台湾海基会进行了数十次会谈,其中1993年4月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签署了《汪辜会谈正式协议》等四项协议,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2001年,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地区的海上客、货运航线首次开通。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的新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推动祖国统一大业进程。2003年12月,胡锦涛在会见台资企业协会会长时提出:“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经商、兴办实业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两岸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加以推动”。“三个只要有利于”奠定了新一届中央对台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度提出六点意见:“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这“六点意见”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和对台工作理论的发展与重大的突破。在上述战略思想的指引下,2005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大陆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两岸的经济合作继续加强,民间交流日益密切,两岸关系出现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里,生活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一般来说,生活史的概念多使用“社会生活”一词,或倾向于将社会史与生活史糅合在一起,实为社会史;或强调生活史有别于社会史,接近“日常生活史”【1】的概念。由于“社会生活”一词的含义较为模糊,伸缩性很大,在研究实践中,人们对于该词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不一,也未必有清晰的此疆彼界之分。

  传统史家推崇“才、学、识”并举之作,其实正如马敏所言,“不论史学如何演变,‘故事’始终是历史的中心线索……讲述故事的能力则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技艺和看家本领”。在这方面,黄仁宇、史景迁、王笛等名家已经让我们领略到叙事史学的魅力。《民国武汉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则将民国“大武汉”的市井故事娓娓道来,让人如临其境,其叙事风格呈现出两个引人关注的特点。一是生动的细节描述。该书以优美的文笔还原了一幅幅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生动画面,仿佛带领我们穿越历史时空,亲临现场一般。例如对旧时武汉傍晚纳凉场景的呈现:“在炎炎夏日的傍晚,武汉市民习惯到巷口或马路上纳凉,他们搬出凳子、椅子、竹床,拿着蒲扇,聚到一起乘凉。纳凉已经成为人们每天晚上的惯事,人们用纳凉来消磨夏夜,纳凉的时候,大家谈着天,讲着故事。”读到此处,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唤起淡去的记忆,想起过去纳凉的情景。二是微观叙事与宏观分析的有机结合。由下而上地看历史,并非只重视微观而忽视宏观研究。琐碎的市民生活背后也蕴含着都市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传输。该书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中心,考察了北伐战争时期,城市文化娱乐中心上演的一幕幕政治演出和社会动员,呈现了都市娱乐空间的政治属性,钩沉了娱乐空间与都市社会的互动图景,融微观生活和宏大叙事于一体。

三、反分裂:妥善解决边疆民族问题

  为了把握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我们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其次探讨生活史内容对于中国史研究的价值,最后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多次分裂、融合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文化、风俗、种族上与汉族不同,受中央政府管辖时间不长或者管辖不很严密,而且长期受帝国主义的破坏、挑拨,导致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比较严重,国家认同感相对弱化,在一定条件下容易形成威胁国家统一的分裂势力。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大团结,要求减轻各族人民负担,消除民族隔阂,维护国家统一。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疆时,毛泽东指示王震,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毛泽东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16]P47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期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7]P475之所以希望和平解放新疆、西藏,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8]在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新疆、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进行了社会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驻守边疆部队1959年平息了西藏武装叛乱,50年代平息了新疆伊犁和南疆局部地区分裂暴乱,70年代初破获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西藏、新疆分裂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边疆没有大的分裂活动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西藏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通过各种途径向境内进行分裂渗透,并策划制造多起骚乱事件,严重危害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针对新疆、西藏的特殊情况和面临的特殊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如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帮助新疆、西藏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特别是创新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1981年8月邓小平到新疆视察时指出:“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19]P2481987年9月27日开始,西藏首府拉萨出现了以分裂祖国为目的,以烧杀抢砸为手段的骚乱事件,对此,邓小平郑重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6]P257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系列指示精神,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新疆、西藏稳定的措施。这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关于在新疆、西藏强调稳定大局,反对民族分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进入90年代以来,新疆、西藏经济所取得的长足发展,也正是得益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影响我国西部边疆稳定的主要危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我国边疆稳定。1998年7月,江泽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时强调:“对任何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分裂祖国、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只要一露头,就要坚决消除在萌芽状态。”[20]P283江泽民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深刻分析西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21]P23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挫败了达赖集团“和平挺进西藏”、“不合作运动”、“全民公决”的图谋,粉碎了达赖集团借班禅转世之机祸藏乱教的阴谋,为党和国家的稳定大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进入新世纪,针对近几年来反分裂斗争出现的新动向、新情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新的贡献。2009年8月,胡锦涛在考察新疆工作时要求各族干部群众做到:“坚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动摇,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把维护新疆稳定作为当前新疆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把促进改革发展同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把爱祖国与爱民族、爱家乡统一起来,坚决同一切危害祖国统一的行为作斗争。”[22]在中央决策精神的指引下,国家完善了关于对口支援西藏、新疆的重要举措,确立了反分裂斗争的基本方针——“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反分裂斗争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全面贯彻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加强了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特别是坚决抵制和打击了分裂势力的渗透,依法有效地处置了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确保了西藏、新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兴起

四、息争端:妥善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中国现代史学产生于20世纪,清末民初正处于史学变革之际,梁启超1902年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批评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移向社会。

  中国同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界总长2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与陆上邻国的12条边界有的没有划定,有的虽划定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形成一些争端。处理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有助于新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创造安定友好的周边环境,为此,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妥善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建国以来,个别周边国家妄图通过军事手段在毗邻中国的边境地区谋求地缘优势,并从战略上牵制、遏制中国。发生的较大的边界冲突主要有三次,即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和1979年的中越边境冲突。对这些边界冲突,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措施果断,坚持灵活务实的斗争策略和“有理、有利、有节”方针,注意控制冲突规模,既避免了冲突不断升级可能对全局造成的不良影响,又坚决维护了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初期,毛泽东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23]P617这一决定,还是准备以武装对峙的方式阻止印军入侵,尽可能不采取军事打击。在印度扩大侵略后,中央军委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批示:“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24]P15610月18日,毛泽东最后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1969年8月,周恩来在给毛泽东送审的一份命令稿中指出:“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卫祖国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突然袭击。”毛泽东批示:“照办。”[25]P59针对越南在中国边境的挑衅,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中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可见,中国共产党并不惧怕战争,以自卫手段坚决反抗侵略,保卫了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中国使用武力不是为了谋求霸权,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是为了制止对方的侵略,并努力将局面恢复到冲突发生前的状态”[26]P24。  对于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本着互让互谅的精神,用谈判的方式与缅甸、尼泊尔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就两国的边界问题指出:“我们应当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27]P182-183中尼边界的划定也采取了照顾双方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做法,对于有争议的珠穆朗玛峰,毛泽东向尼泊尔首相提议:“一半一半。山南边归你们,山北边归我们。”“如果解决不了,拖一拖也好。山很高,山可以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吃亏。”[27]P389-397这表明,毛泽东在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时,能够立足现实,充分考虑和尊重双方利益。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从而正式划定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界线。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密切的地缘联系,中国南海地区伸入东南亚,使中国同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在海上相接。由于历史的和人为的原因,迄今,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主要有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等国,争议主要集中在南沙、西沙、钓鱼岛等地区。西沙和南沙群岛历来属于中国,197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国家提出过异议。1970年代,随着这些地区石油资源的发现,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纷纷占领岛礁,对中国提出主权要求,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也相继非法宣布对南沙拥有主权。在处理中国同周边国家关于南沙、西沙群岛、钓鱼岛等领土争端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趋紧张的南中国海局势。  在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陆地领土争端的问题时,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协商,互信互让”的新思路。邓小平强调:世界上的许多争端可用类似中国采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的方法解决,“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 [6]P491979年2月,邓小平在接见印度外长瓦杰帕依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1998年10月,江泽民会见越南总理潘文凯时指出:“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要‘登高望远’,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取早日解决,把这两条和平、友好、稳定的边界带入21世纪。”2006年11月胡锦涛访问印度时,以“和平友好、平等协商、互相尊重、互相谅解”16字方针阐述了中方关于早日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立场。  自20世纪90年代迄今,中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睦邻友好外交方针的指引下,采取灵活务实、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方式,经过不懈努力,逐步、稳妥地解决了与俄罗斯、老挝和越南以及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边界问题。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的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90%。新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的举措,有利于中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1]高民政.世纪回眸:党和国家三代领导集体和平统一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J].军事历史研究,2000,(2).[2]评<美国共产党声明>[N].人民日报,1963-3-8.[3]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4]希思.毛泽东曾谈香港回归问题[N].香港:大公报,1995-6-26.[5]陈雪英.邓小平与香港[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徐永军.折冲樽俎——外交中的邓小平[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9]杨亲华、王明鉴.毛泽东与对台工作[N].人民日报.1994-2-27.[10]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2]再告台湾同胞书.[N].人民日报,1958-10-25.[1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4]李正华.论“一国两制”方针与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N].光明日报,2005-1-4.[15]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6]新疆和平解放[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N].人民日报,1957-6-19.[19]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20]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1]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坚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动摇——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09-8-31.[23]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6]顾永俊.论毛泽东、邓小平的国权思想[D].扬州大学学位论文,2007.[27]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生活的研究进入学者的视野。从风俗的角度关心民众生活的学者瞿宣颖(字兑之),1928年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历代风俗制度”一课,讲述“平民生活状况”,内容包括职业、衣食住、社会组织、思想习惯等【2】。同年瞿宣颖刊行了《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这部史料集,“序例”中批评旧史学“忽以人民日用之常”,试图改变这种情况。有的学者出版了研究生活的著作,如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依时代系统论述了女子婚姻、家庭、社会诸方面的生活,倡导改善妇女生活。郭沫若、傅安华、全汉升分别发表了探讨先秦社会生活、唐代社会生活、宋代夜生活【3】的论文,这些论文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傅安华将阶级分析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论述唐代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男子与妇女的生活【4】。吕思勉40年代出版的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断代史中,设有人民生计、人民生活等专章,论述社会生 活。事实上,这一时期标榜“生活”研究的学者属于凤毛麟角,且多以风俗、礼俗的研究出现,更多的学者兴趣在“社会”方面。学术热点集中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上,关注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探讨,属于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史学。

责任编辑:孔建会

  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大陆,奉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时史学被政治化,主要讨论社会形态发展史。个别史家论述了生活史,如以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研究秦汉史的著名学者陈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谢国祯70年代根据两汉典籍石刻画像,探讨汉代社会的生活面貌【5】。韩国磐分析了唐代农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并判断了生活状况【6】。吴晗在五六十年代发表了一些有关古人日常生活方面的普及性短文【7】比起历史研究的重心“五朵金花”,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少得可怜。

  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以及1978年底以后的思想解放,史学界开始反思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首先是重新思考阶级问题,学者意识到,对封建社会的认识,不仅要知道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而且要对地主、农民及其他社会集团内部结构及生活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1985年5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师大历史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在天津召开了“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将“生活状况”纳入研究视野。田居俭为会议论文集所作序言提出,从以往的中国通史研究格局中解脱出来,从流行半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来,应从事各式各样专史和专题研究,比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可以撰写一部尽收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风俗礼仪于笔端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也可以分别撰写中国古代衣冠、饮食、房舍、舟车、婚姻、家庭、丧葬、祭祀,朝聘、庆典等若干专题史。“因为生活方式是构成社会具体而重要的因素,它的演变,综合地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研究生活方式,有助于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1]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抽象”层次的宏观社会形态史研究成绩的基础上,倡导开展“具体”层次的生活方式的研究。

  人们对以往的研究模式也进行了全面反思。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即社会经济形态,根据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带有强烈的宏观社会史和通史的特点。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pp.82-83)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展史反映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给人们留下了尚需解释的余地:一是人的生活可以是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广义的社会生活,也有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列的狭义“社会生活”;二是与生产方式并存的应该还有生活方式,它由于社会生活有广义、狭义之分而同样可分别为广义的生活方式和狭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着生活方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对具体“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的系统论述。虽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晚年概括出“两种生产”理论,认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生产包括“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3](p.2)。不过恩格斯并未建构起“人类自身的生产”的理论模式,倒是后来的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6cs)等“新马克思”者的著作中发展出“日常生活”概念【8】。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主 要表现在广义的宏观社会史方面,所建构的宏观社会历史的理论模式,是一种“骨架”的社会史,它还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狭义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内容,建立新的社会史【9】。

  从事哲学研究的王玉波将生活方式理论引入了史学研究。他重提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社会生活的重视,呼吁人们开展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曾一度被社会发展史代替,应首先要为社会史正名,认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10】。冯尔康著文倡导“有血有肉”的社会史研究【11】,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起,在天津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12】。彭卫论述了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方法【13】。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并进行社会生活史理论探讨【14】。我从生活史的角度论述了衣着、饮食、居住,娱乐生活、死亡、生活方式与民族关系等问题【15】。黄正建则指出社会史研究有两个明显特征,即非政治史与日常生活史,强调要考虑日常生活的社会性,并将它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16】。

  一批社会生活史先后问世。断代性的如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论述了各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及生活,饮食与衣着,住所与交通工具,婚丧礼俗,宗教信仰,学校教育与伦理道德,文娱与体育,岁时风俗及其他。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一书,内容包括清代社会等级、公开社团与秘密宗教及结社、宗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姻丧祭、娱乐、人口与社会救济,以及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断代史丛书,共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十卷,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六卷,即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朱大渭等的《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1998年)、李斌城等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等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1998年)、史卫民的《元代社会生活史》(1996年)、陈宝良的《明代社会生活史》(2004年),学术水准较高。近现代的社会生活史也有所探讨【17】。专题性的社会生活史也有,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丛书”,设计为5批共计50种,1995年以来已出版40种,为普及性的著作。还有对僧尼、士人社会生活的研究等【18】。江南的社会生活探讨较多【19】。

  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把探讨社会生活作为重心,应该说是适应了世界历史学发展的学术潮流。中国台湾学者比较中国大陆复兴的社会史与法国心态史的学术追求后就指出:“历史研究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应是20世纪历史学到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普遍要求”[4]。他们提出的“新社会史”研究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概括起来即“生活礼俗”。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得到了有效的开展【20】。蒲慕州主编的《生活与文化》收录有代表性的15篇论文,集中展示了台湾地区学者作为史学研究新方向的生活史研究成果,台湾地区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5](p.5)。作为“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于2002年10月25日至27日在纽约合办“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一:类书大全,日常生活的档案二: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明代生活史的成果较为集中【21】,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地区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22】。

  中国社会生活史往往作为社会史的基本内容。冯尔康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及其观念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门史,并将其研究置于整体史 范围之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便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交叉的研究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并指出群体生活联结了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通领全部研究内容【23】。这个社会史概念大致上是将社会结构加上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及其观念”。

  王玉波探讨了生活方式的范畴的内涵及研究价值所在,指出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范畴,既包括浅层次需要的含有较多本能性、感性、经验性、自发性的日常生活活动方式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人的如尊重与自由、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等人内在深层次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在社会生活、职业活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领域进行高层次的活动。正是这些深层次的需要和高层次的生活活动,更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理性和社会性、文化性。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不是日常用语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是属于综合性的科学范畴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主体有着个人、群体、(全)社会三个层次。“归根结底,是否把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到社会史应否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的问题。……如果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那么,理所当然地要把历史上的人即我们的前人是怎样活着的人,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6](p.358)

  另一哲学学者衣俊卿则认为日常消费、交往、观念活动构成日常生活世界,属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人类发达形态的社会结构的“潜基础结构”,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助于形成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图样。并为日常生活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7](pp.20,32-33)

  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不太强调社会结构,内容偏重于生活部分。以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为例,全书共设八章,即:一,环境、居宅、邑聚;二,人口;三,婚姻;四,交通;五,饮食;六,服饰;七,医疗保健;八,宗教信仰。该书《绪论》指出,总体框架的脉络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八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面面观,内聚积极和消极的社会调节功能。其他卷的框架与该卷略同。

  以上述社会生活史为标志的生活史研究,取得成果众多,但是近年来学者并不满意目前的研究现状,呼吁加强生活史的研究,力求有所突破【24】。黄正建认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规模或形成学派,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虽然我们也有关于衣食住行的研究,但它们都是孤立的、个别的、零散的。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风俗、文物、科技、历史地理等各种角度来研究它们,却恰恰很少将它们作为‘日常生活’来研究。这些研究又大多以‘物’为中心,其中没有‘人’的‘生活’痕迹。总之.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还没有有意识地、自觉地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去研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现象。”[8]还指出了日常生活史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三是“综合性”,由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综合性的日常活动,单研究某一种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定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并具体指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不足之处:“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9]他试图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参考【25】。事实上,黄先生的说法也大致符合其他断代的“社会生活”研究状况。因此,深入的活的日常生活研究仍 然是人们所期待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还是说明,即使是针对同一主题,也可以写出有各种不同的历史”[10](pp.394)。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转变,建立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挖掘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因素,把握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文明因素【26】。

  二、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

  在我看来,社会生活史就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从生活方式上把握民众,民众生活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才能体现出来,并揭示民众生活与政权的关系以及历史变动带来的影响。注意社会分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也必不可少,重要的是阶级阶层、等级身份通过日常生活体现出来,这是生活史的特色,从而有别于探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为主的社会史。从上述立场出发,生活史在推进历史研究方面,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生活新的理解。

  在中国古代,甚至是近代农业社会,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家庭,或者说家族。家也是人生命的起点,人生礼仪得以完成,传统时代家庭是生活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家的研究是生活史的基础。有关中国家庭史的研究基本上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最近出版了较多的作品【27】。但是受资料的局限,同时也是认识问题,中国家庭研究较为关注有关家庭的礼法规定,较多套用社会学的模式分析家庭的结构规模,人们也注意到家庭在管理与伦理层面与国家的一致性,即所谓的中国家国同构【28】,较少关注人的家庭生活,因此家庭史的著述往往看不到人的活动,干瘪而抽象。不过家庭研究中最有成就的是婚姻生活的讨论【29】,由于清朝刑部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的大量存世,郭松义、王跃生讨论了作为社会机制的婚姻问题,揭示了清人婚姻家庭鲜为人知的薄弱环节,如性行为与性生活【30】。婚礼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引起了讨论【31】。与婚姻家庭联系展开的妇女生活史也有一定程度的研究【32】,对妇女的生活空间与劳动的研究提出了新问题【33】,女性的宗教活动较为突出、女性对于地域文化也会有影响【34】,美国学者对中国女性史的研究有不少妇女生活的内容【35】。

  传统中国家庭与五服的亲属结构联系在一起,传统中国的理想家庭不是现代的核心家庭,学者比较喜欢使用家族一词研究中国家庭,以便保持对于家族认识的伸缩性。以家族为题的研究最近也出版了不少重要成果【36】。在家庭之上还有宗族,宗族对于族人有何影响?宗族与家庭的关系如何?在众多的宗族研究中,此类问题探讨得并不多,涉及较多的救济活动与族规家训对族人生活方式的规定,如果从族人、家庭在族中的活动讨论问题,可能会深入认识族人的生活【37】。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化是以家庭为主实现的,家庭、宗族是实施教育的重要场所。宋以后属于先秦时代贵族社会的祭祖礼仪,借助士人的诠释与实践,形成新的规范在士人之间传播,儒家式祖先祭礼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38】。

  生活史的研究者都把衣食住行作为核心内容,从物质文化、礼俗表现或者消费的角度加以叙述,但是多注重形式、样态,较少将衣食住行作为家庭消费研究,较少分不同群体探讨。其实古人的物质消费生活主要通过家庭进行的。清代家庭史的研究中,冯尔康、张研等注意到了家庭消费问题【39】。等级、阶层的区分也是生活方式不同造成的,从等级、阶层探讨消费行为也是生活史的重要途径。黄正建讨论了唐代官员宴会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巫仁恕讨论明清时期士大夫、女性的消费文化,甚至认为明代江南是消费社会【40】。宋立中分别从婚姻礼俗与社会变迁、消费服务与消费文化、休闲生活与雅俗冲突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学界较少关注的明清时期婚礼消费、节日消费、娱乐消费、时尚消费、妇女游风、鲜花鉴赏、休闲文化,以及传统服务业,如游船业、旅馆业、娱乐业等内容【41】。蒋建国则探讨近代广州的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论及物价、收入与消费水平,洋货消费文化,饮食消费文化,社会文化性消费,鸦片、赌博以及色情消费【42】。消费经济方面,张雁南分析了唐人衣食住的基本消费、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社会群体消费支出与消费行为、社会阶层消费水平差异及其根源、消费观念的变化与消费方式的变革等问题【43】。黄敬斌借助经济学理论与统计学方法重现了清代民国年间江南地区居民 的日常消费状况,从衣、食、住、行等消费类别人手,探究当时江南居民的生活水平【44】。衣食住行的变化与岁时节日联系在一起,人们注意到将二者结合起来【45】。

  生活贯穿于人生的儿童、青少年、中年、老年各个阶段,生命史是生活史重要的体现。姚平探讨妇女的生命历程,以唐代规范性观念对妇女生活的界定、从妇女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出发,对唐代妇女生活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婚姻组合、夫妇关系及为人之母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利用唐代墓志为主的石刻材料,考察唐代女性一生不同阶段的生活,采取计量方式,统计夫妇双方去世年龄的比例、合葬情形等,以及冥婚和不婚女性的情形。还利用墓志铭的书写格式,考察并讨论了唐代女性在一生中不同阶段的形象【46】。生育作为家庭的基本功能,也是人口行为,有关研究较为活跃【47】。

  欧洲的儿童史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有关中国儿童史的研究成果则数量不多,但是,熊秉真开创性地探讨了中国儿童史,特别是育婴、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生活文化。她运用大量传统幼科典籍,辅以传记材料,讨论中国育婴史。论述扶幼专业的源起,区域特质,呈现了中国家庭在新生儿之照顾,乳哺婴儿,婴幼儿生理,其成长与发育现象等各方面情形。作者还利用幼科医籍数据,分析困扰近世中国儿童的主要疾病,并从疾病的演变中分析幼龄人口群健康变化大势。同时展现了中国历史上身体经验、物质文化与生态环境。特别是作者探索以往不被人关注的幼童的生活,尤其是传统中国对于儿童的态度和具体的实行,作解读训蒙读物、各类传记,论述了蒙学的发展、演变,主流与异端的互动等【48】。简牍等资料留下了汉代儿童的资料,两汉未成年人中以“小男”、“小女”标志的身份,或主动或被动地初步参与了社会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他们的年龄在14岁以下,身份包括“使男”、“使女”和“未使男”、“未使女”。“使”字,可以理解为具有基本劳作能力。“小男”较“小女”享受更高的社会待遇。不少儿童因生计艰难被迫承担繁重的劳作,有的儿童是在暴力胁迫下作为人质体验生死劫难的,还存在“为人所略卖”的情形,王莽时代对此惩治。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也引起注意【49】。中国青少年、中年的人生礼仪【50】不突出,留下来的资料稀少,这方面的研究罕见。

  老年史有一定程度的开展。台北的《历史月刊》发表专题“历史上怎样看待老人”,提倡老年史研究【51】。传统中国社会崇尚老年,留下来的相关文献众多,老年史的研究也以尊老、养老为多【52】,涉及老人的家庭赡养及社会救济等问题,自然有离不开对于中国历代养老制度的探讨【53】。邱仲麟就明代老年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探讨了明太祖赏赐耆老民爵考、耆年冠带的寿官、乡饮酒礼以及老年祝寿等【54】。年寿也有人研究,属于历史人口学问题【55】。随着中国老年社会的来临,老年史越来越受到重视。

  与老年史密切相关的是死亡与葬礼问题。关于中国古代死后的世界观,蒲慕州指出,从战国末期开始,中国人对于死后世界的面貌有了比较具体的想法,也有了具体表达这种想法的墓葬方式。经过战国时代的大变动,中国的社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墓葬制度的演变反映出远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人死之后的归宿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想法。他举出了东汉十余则有关薄葬的遗嘱,触及中国死亡文化。卢建荣继续讨论从北魏末到北宋这段六百年的历史,依据石刻墓志史料记载的士大夫特别是妇女、社会下层史料,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死亡问题【56】。论述丧葬习俗的论著较多【57】。对于生命的认识,连带着对于身体的认识以及保健与疾病医疗观念【58】。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风俗通史》注重卫生保健与养老风俗的论述。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村是人们的主要生活舞台,农民依靠农业劳动维生。综合性讨论乡村社会的研究较多,唐宋以前限于资料,论述多是全国性的,且比较多的是论述国家的乡里制度,也有专门讨论唐代中州乡村社会的【59】。值得一提的是辽宁省辽阳市北郊三道壕村、河南省内黄县南部梁庄镇三杨庄两处汉代村落遗址的发现,保留了庭院房屋原貌,有助于复原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状况、生产实态。村社常有结会活动,综合性地体现出民众的文化与经济活动以及社会联系【60】。明清时期资料丰富,可以在特定地域如府州以及县进行深入探讨。安徽 徽州农村的乡绅、商人、宗族、文化以及佃仆制,山西泽州村社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地方信仰、士绅社会、村社理想、家族形态等得到了探讨【61】。侯旭东研究了北朝村落与村民,新意较多【62】。杨果利用诗歌论述了江汉平原农村日常生活【63】。乡村研究应当运用聚落地理的知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从社与聚落角度认识乡村,颇具新意【64】。有学者试图建立村落社区史,论述了江西抚州地区乐安县流坑村五代以来的历史、风俗民情,福建溪村的家族组织与社会过程,福建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客家古村落培田,徽州绩溪古村落的生活与宗族记忆,婺源山村1949年前后僻远山乡的社会生活、特定历史情境中民众的内心体验、主人的人生梦想,徽州村落史已经着眼于民众的日常生活【65】。近现代中国社会变化很大,不少学者论述乡村社会及其变迁【66】。农民的研究有所创新,从农民变迁的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周期,各个时期的农民状况、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政治关系和组织形式、农民意识的变迁均有研究【67】。方行论述了中国古代地主经济、商品经济与农民经济,特别研究了清代的小农经济、江南农村经济发展、佃农的中农化等问题,还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清代农民经济运行和发展,诸如农民的经营独立性、农民的生产模式及其再生产、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以及农民的消费等问题【68】。农业和农民关系着当时社会的稳定和朝代的兴衰,郭松义就农业和农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69】。清代还有一些专门论述地主阶级的研究【70】。民间的戏曲欣赏活动受到乡族势力的支配,与其说是娱乐,还不如说是通过娱乐来强化和维系农村的社会组织【71】。以往有关农民的研究,比较侧重农业生产、生产关系,对于劳动的认识还需要加强,对于农民的文化生活、仪式习尚还研究不够,还需要将农民置身于特有的生态环境中加以认识【72】。20世纪40年代。日本满铁调查人员曾在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进行过知名的“惯行调查”。2001年以来,张思教授率学生多次进入该村从事调查,收获丰富的文献与田野资料。他们秉持“请农民讲述他们自己的现代史”的研究理念,从村庄日常生活等多种视角,展现了该村所经历的现代历程【73】。目前,随着中国对于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重视,有关选题增加,预测有关乡村生活的研究也会增多。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met)描述了南宋临安的日常生活,他的著作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城市生活史的典范性框架:首先介绍城市,将选择都城杭州、人口过剩及房荒、火灾及消防、交通与供应、城市生活的乐趣收入眼底;接着论述社会,包括变迁中的社会、上流社会、商人、城区的普通百姓、农民;再下来是论述衣、食、住,并有关于个人卫生的内容,然后探讨生命周期,涉及家庭环境、出生、抚养与教育、婚姻与妇女之地位、疾病、亡故等,还讨论了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具体内容是节令与历算、节庆、宗教;最后的消闲时光部分,包括城市生活的影响、娱乐、艺术和文学【7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迅速城市化,老的城市也充满活力,城市史研究应运而生,著名城市都在纂修自己的历史。大型的城市史中如《北京通史》、《上海通史》等都有城市生活的内容,专门的城市生活史有唐、宋、元、明、清各卷构成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还有学者论述了古代城市生活的起源和发展,闲逸、安适、享乐的城市生活特征,城市日常生活与习俗,城市的阴暗面,有学者探讨了辽金、元、明、清以及近代北京城区居民生活的演变,内容包括北京城区社会结构、人口、民族、家庭、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讨论了寺庙与城市生活,19世纪以来北京的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75】。汉、六朝、唐、宋、明清时期的城市研究较多涉及生活部分【76】。有学者考察节日游乐社会环境主要因素的历史变迁、社会功能及历史意义,揭示出唐宋都城变革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某些表现及特征【77】。明清城市生活的研究受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较大,台湾“中研院”主题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由历史学者、艺术史家和文学史研究者组成团队,以中国近世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明清江南为题,探讨的课题包括:逸乐作为一种价值、宗教与士人生活、士庶文化的再检讨、城市生活的再见、商人的文化与生活、微观/微物的历史以及传统与现代等。对明清及民国初年的衣、食、住、行、娱乐、商旅、节庆、欲望、品位、文物、街道、建筑等物质文化进行探讨,加 深了人们对16世纪初叶之后因商品经济勃兴而造成的社会风气及物质生活的改变的认识【78】。城市生活中,士大夫利用文学,进行社会交往,有学者从前近代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论述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着重研究处在前近代城市空间网络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应用各种文化策略,以适应城市空间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79】。清前期的扬州,繁华一时,学者或以地方文化为主题,或以徽州盐商之兴衰及影响为线索,论及扬州的城市生活【80】。明清时期徽州商人、山西商人活跃,城市生活中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81】。城市的工商业者有设立行会的传统,由于科举考试与经商的需要,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城市中普遍出现会馆之类的组织,共同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82】。2009年3月,复旦大学举行了专门的“城市生活”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83】。明末清初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即所谓“民变”频发,有学者对明清城市民变的历史背景、领导人与参与者、行动模式及城市民变的各种不同类型进行了深入分析【84】。

  近代城市生活发生较大变化,研究的成果不少,多以单个城市研究为主。上海城市生活研究最为活跃,组织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笔谈”,熊月之认为:“随着全球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作为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中心于一体的城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和重要,城市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城市社会生活史已是国际史学界备受重视的研究重点之一。”李长莉强调社会生活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钱杭认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可以分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历史(演变或变迁)三个关键词【85】。上海城市生活研究有探讨城市意识、生活现代化的成果、生活伦理变化等方面的【86】,特别是李欧梵与卢汉超的研究,都把重点放置于对每日生活和消费意向的关注,然而李欧梵的上海是时尚的“东方的巴黎”,卢汉超的上海则社会下层的谋生地,判然有别,引起讨论【87】。熊月之主编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内容丰富多彩【88】。如天津,研究了外国租借区社会,民国时期高速发展为北方经济中心都市的过程,衣、食、住、行、就业、交往、休闲、时尚的情况,行为方式,天津的文化核心与城市特性【89】。有学者论述了石家庄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和空间扩展的阶段性特点,剖析了城市社会问题及各种弊端【90】。汉口与成都城市的研究很有特色,美国学者对罗威廉论述汉口城市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将欧洲城市与中国城市比较,认为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一个误解,论述了汉口市贸易、金融体现的商业中心与以行会为核心的城市社会组织。王笛研究了成都城市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文化,城市大众文化引起学者的关注【91】。

  值得注意的是,连玲玲对上海城市生活研究有精彩评论。她从探讨“日常生活”概念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性,对于近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提出谁的日常生活,边缘人物的主体性,日常生活中的“认同”、再探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并发出两个疑问:我们能否掌握足够的史料,撰写“由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史学是否适合用来研究中国社会?连玲玲的提问,值得人们思考【92】。

  生活史中民间信仰与宗教生活占有重要地位。民间信仰其实就是民众的思想,民众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是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基础。汉代以前民间信仰发展的大势,有人外力量的性质、感应式的宇宙观等方面的特点。与官方、知识分子、民间表现的古代宗教现象有所不同,汉代信仰生活可见与自然秩序有关之岁时信仰活动,与生命循环生子、婚姻、疾病与医疗、丧葬有关之信仰活动,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有关之信仰活动、地方性之习俗和信仰、怪祥和符兆之观念,反映了民众的生活世界。两汉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包括宇宙运行、社会秩序、仙境、来生、迷信和巫占的依赖与批评,形成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神祗、理性的主要取向【93】。“术数方技”体现了民众思想。考古发现此类民俗战国秦汉时期流行,涉及占卜、炼丹、行气、导引、房中、巫、方士、宗教与信仰等问题。根据敦煌占卜文书,唐五代社会流行占卜【94】。有学者以小说笔记材料为主,探讨唐宋民间信仰的中心、基础与宗教,还有学者探讨唐宋变革之下南宋的民问信仰,认为“灵”是民间信仰的特色【95】。宋代民众祠神信仰涉及张王、祠赛社会、 祈雨、祠神信仰传播、正祀与淫祀,学者对此进行了考辨。朱海滨关注宋以后正统意识形态向民问社会的渗透与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的适应,具体研究的是浙江地区关羽信仰的传播及普及、周雄信仰的发生及其变貌、胡则信仰的产生与扩大、地方神信仰与区域。滨岛敦俊深入探讨了明清江南三角洲地域农村居民产生社会共同性的契机之一的共同祭祀问题,论述了诸神的来历,由鬼向神的转变——产生总管信仰的契机和结构,明朝的祭祀政策与乡村社会,商业化和城市化——宗教结构的变动等问题,指出16世纪中期以来江南三角洲的经济变革,使得农民的生活空间逐渐扩大到市镇。三角洲的商业化深刻影响了信仰的内容与祭祀结构。王健探讨了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96】。除了上述江南地区之外,福建的民间信仰研究也比较突出【97】。综论中国民间信仰的论文集还应提到两部:美国学者以大众宗教为中心,讨论儒、释、道主流宗教之外的草根信仰,通过对下层民众宗教的研究,复原普通民众往昔生活的丰富图景,具体考察了白莲教、天后(妈祖)、关帝、碧霞神君、五通神等的崇拜。中国学者则探讨了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力图把民间信仰作为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一种途径,特别是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民间信仰所表达的“社会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历史过程的了解,揭示在这些过程中所蕴含和积淀的社会文化内涵,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社会风俗与民众心态,神祗崇拜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乡村庙宇与家族组织,社区组织与村际关系【98】。特别是庙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信仰的体现,反映了民众的日常生活【99】。民问信仰基于日常生活展开【100】,日常生活就像历史的潜流淙淙流淌,大历史的巨变也割不断它,海外华侨传承的文化特别保存在信仰方面,如福建兴化人“日常生活中恒久不变的传统,无论是下南洋还是回故里,都要到庙里烧香拜拜,祈求神庇”[11]。

  佛道二教对于民间信仰与影响深远。余欣提出了“民生宗教”的概念,深入研究了敦煌的神灵谱系,并从居住和出行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各类宗教神灵对敦煌民众日常生活的精神影响。佛教方面,侯旭东研究了5世纪至6世纪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中古时期寺院与僧徒的生活也引人注目。卜正民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士绅数量的增长超过了官僚机构的需求,许多人被阻挡在仕途之外。由于慈善事业可以在国家掌控的领域之外昭示精英的公共地位。明代佛教信徒和儒学士人热心地方寺院事务及其捐助活动。陈玉女讨论了明代佛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关注“佛教根植于明代社会大众的内心形象,及信众们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接触、认识佛教,以及信众对于佛教的依赖与需求等,均是促使明代佛教从事内在改变以适应外在环境需求的重要推进力。”(前言)作者探讨了明代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对于理解明代佛教的世俗化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佛教,具有重要意义;就明代堕胎、产亡、溺婴的社会因应,从四幅佛教堕胎产亡水陆画加以探讨;对明代妇女信佛的社会禁制与自主空间的讨论,探讨了明太祖妇女奉佛不得入寺烧香、不得与僧尼往来政策何以导致事与愿违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佛教医学与民众的关系也是作者关心的问题,特从明代佛教医学与僧尼疾病、明代妇女的疾病治疗与佛教依赖两个视角进行了研究【101】。道教方面,韩明士探讨了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作者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认为中国人眼中的神祗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也就是“道”与“庶道”。信众固然会将神祗当作官员,但更常见的是以个人化方式向神祗祈求、许愿。神祗是官僚还是个人化的保护者,取决于信奉者、陈述者在何种语境,以及出于何种目的【102】。

  与佛道等宗教以及民间信仰关系密切的还有民间宗教。历史上的中国民间宗教,因经常受到官府禁止而处于秘密状态,往往被称为秘密宗教。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是民间宗教活跃的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民间教派纷呈,依据档案、宝卷等民间文献,加上调查,民间宗教的研究相当深入,不仅清理了民间宗教的源流、各个流派,还对八卦教、弘阳教、三一教进行深入研究,注意到了民间宗教与乡 土社会的关系【103】。民间宗教的信仰者多为下层群众,有相当部分是妇女,分布于城乡。清代的白莲教可以分为诵经派与冥思派,前者躲在城市中活动,尤其多在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繁华大城市里发现,这一类型的派别喜欢以聚会集体诵经的方式活动;后者大多是很少或者没有文化的乡民,绝大多数住在华北农村,冥思打坐是其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104】。许多朝代的政府对于民间宗教采取限制甚至禁止的政策,由此可观察到民众生活与政治的关系。

  除了民间宗教这种“教门”,还有“会党”这种民间结社,属于“秘密会社”【105】。会党具有互助的性质,也有一定的政治意识,清代以至民国最为活跃,最具代表性的组织是天地会。“会党”与“教门”也有融合、转化的情形。会党的成员以下层民众特别是游民为主,与人口增长的压力有关,活跃在城市。“会党”往往以控制地方社会,民众的生活卷入当中,也会发生反政府的活动。

  三、生活史研究带来的新视角

  生活史的研究,由于确立了历史活动的主体为民众带来了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变化。

  首先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日常生活世界各种不断重复的活动,多为“群体无意识”,这属于心态史的范畴。年鉴学派在家庭史、爱情史、配偶史、对儿童的态度史、群体社交史以及死亡史等一系列新开拓的研究领域中,人们看不到动乱、突变,“证实了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12](p.144)。心态史关心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阐发人们对生命、年龄、疾病、死亡等现实的态度,对于认识日常生活很有用处。心态史的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彼此难分,历史人类学研究各种习惯,而习惯都是心态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引入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就可以从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发现历史。就研究实践来说,如彭卫论述了汉代人精神世界的二重结构、汉代自杀现象、汉代复仇风尚、汉代体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汉代行为语言、汉代交际语言类型及其文化含义、汉代“大丈夫”语汇等【106】。再如民间传说、神鬼观念以及反映的宇宙观是认识民众心态的重要途径,如钟馗捉鬼故事即是如此:“虚耗”观念基于中国古代对宇宙本原及秩序的思考产生,“大虚”被认为是世界的本体,冥冥空虚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古人在对虚空的探索中,将虚宿天象作为人问社会祸福的主宰。汉晋时代人们已将这种力量抽象成“虚耗”这~词汇。自古以来逐疫驱鬼的傩活动至唐代发生一些变化,终葵(即钟馗)治群厉的信仰在唐代兴盛,原先作为驱鬼用的棍棒被人格化,成为驱鬼者。特别是唐玄宗夜梦钟馗捉鬼并食之,经唐朝政府大力宣传,使钟馗信仰广为传播,作为钟馗对立物的群厉、小鬼,也被具象化为虚耗鬼。由于虚耗具有使人空虚、亏损、消耗的特性,从唐宋开始流行种种攘除虚耗的习俗。厉鬼于虚宿出现天空阴气流行的秋冬季活动,古代逐疫驱鬼也在此时开始,腊祭时进入高潮,唐宋以来从冬至到元宵期间举行攘除虚耗活动【107】。又如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各地流传甚广,并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地方志。以往多把它作为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新的研究则认为有关洪洞大槐树迁民的传说故事是族群认同的产物【108】。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观察中国人对于传教士言行的看法,比较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伦理世界,可以认识中国人信仰的特点【109】。

  在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有不解之缘,一些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换位思考、从习俗进入社会、重视民众观念、文献研究结合田野调查进入了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应运而生。仪式分析有助于认识城市生活,泉州城市史研究体现了这样的特色【110】。乡村生活史中习俗的解析很重要,同样离不开仪式的解析,不断有学者进行尝试【111】。

  其次,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生活史以人为中心,自然关注大众文化,注重基层社会,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社会生活史重视普通群众的日常活动,不仅关注到民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大众文化,即普通民众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并不排斥政治与国家,但是研究方法是从此出发,将民众 的活动与国家、法制等联系起来。基层社会与国家具有相对性,基层社会的组织规则与社会网络是生活展示的舞台,体现风俗习惯与大众心态,以及连接国家权力,国家和政治在从下看历史中得到了新的体现。中国社会史学会于2008年11月在广东珠海举行的第12届年会,以“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为研讨会主题,意在防止将日常生活的研究与政治割裂开来。基层社会主要由普通人的生活构成,历史的形成与基层社会生态环境(包括文化)关系密切,自然而然地引入地域研究的概念。地域研究把人的活动放在特定的地域场景中,重视社区,其立意仍是探讨基层社会、关心普通群众,成为生活史必要的研究框架。

  再次,对于生活的重视挑战传统史料认识。中国社会史家冯尔康指出:“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打开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13](p.134)对于生活史来说,也应如是观。日常生活史研究使史家别具只眼,对待史料不同于以往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学者,反映民众日常活动的账簿、契据、文书、日记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进入视野。如蒋竹山利用晚明的《祁彪佳日记》,通过祁彪佳与江南医生互动的个案,探讨祁氏家族的医疗活动【112】。以契约文书为例,由于存世数量较大,反映的生活面向较多,出版的史料汇编较多。以往利用契约文书偏重于土地买卖,目前侧重于日常生活。如有学者利用中古时期的契约,以老百姓H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为主题,揭示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并在这种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老百姓互相协商并订立契约,是为“现世契约”;老百姓与神鬼之间的协商与契约(买地券),是为“冥世契约”。官府对待老百姓所使用现世契约的态度与政策有变化,反映了所谓朝廷“政法”与民间“私契”从对立、并存到契合的演变过程;而冥世契约则不仅反映出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看法,折射出冥府、鬼律与阳世官府、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婚姻问题得到了探讨【113】,特别是日用文书对于全面了解民众日常生活非常有用,王振忠利用反映清前期安徽徽州婺源村落社会生活的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等史料,具体揭示日用类书在村落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的情境,以期了解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价值信仰以及集体心态【114】。人物传记是记载人物活动的基本资料,中国正史的体裁为纪传体,保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但主要是贵族官员的,而文集中的墓志传记文数量多于正史,特别是还有大量出土墓志,保留大量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传记,反映了多方面日常生活细节,利用墓志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大有作为,利用唐宋墓志的生活史研究引人注目【115】。档案特别是诉讼法制类档案保留大量民间资料,反映了下层社会的面貌,认真解析口供是重要的研究途径【116】。诗歌、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特别是竹枝词、民间传说、写实漫画反映当时人的生活、观念等,有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有助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117】。笔记对于研究日常生活史也具有主要价值【118】。此外,物质文化也是生活史资料的重要来源,日常生活的器物以及图像资料,是人们的活动与观念的产物。综合使用资料,文献、实物、图像相结合,重构古代日常生活的现场【119】。

  最后,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考察民族关系,进行不同文明比较,阐述社会变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作为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生活方式的共同性,民族融合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融合。从其他民族对汉族生活方式的影响来说,饮食方面,汉代流行的“胡饼”,唐代盛行的抓饭、烧饼,都是其他民族传人的,服饰方面,战国时中原各国的服饰宽袍大袖,不利作战,少数民族的中山、林胡、楼烦等都善于骑马射箭,衣服简便可体,赵国的武灵王便实行“胡服骑射”,中原汉族人民的服饰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明朝汉族男子满头留发,把它挽起来,叫做“束发”,衣服宽袍大袖。清兵入关后,要求汉族人按照满族人的习俗“剃发”、“易衣冠”,即男子把脑顶前半部分剃光,后半部分唯剃去底部之发,将留下的头发梳成辫子,衣服是窄袖圆领。清朝的这个变更汉族传统服饰的规定,引起汉族强烈的反抗。不过最后汉族还是接受了满族的发式和服饰。满族女服中的旗袍,由于符合女性体型的特征,反而受到汉族的欢迎,以至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性服 装。汉族最初的室内居住方式是席地生活,下层人民在室内铺的草席上坐卧、饮食;贵族之家除席外,还有木制的床和塌,榻是坐具,床和榻都非常低矮。魏晋时期,少数民族不断内迁,他们的风俗习惯也影响了汉族。两晋时,洛阳贵族官僚争用胡床、方凳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家具,这些家具一般比较高。隋唐时期,床、桌、凳、扶手椅、靠背椅等家具,已普及到百姓。到了宋代,室内普遍使用桌椅,完全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再就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言,有些少数民族受汉族文化影响,在生活方式方面有所改变。如北魏鲜卑族受汉族影响,学习农耕,改变游牧生活,逐步定居下来。孝文帝时期为了接受汉族文化,主动迁都接近汉族地区的洛阳,还下令鲜卑贵族采用汉姓,改穿汉服,学习汉话,提倡同汉族通婚。内迁的鲜卑族逐渐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战争,即使少数民族是胜利者,但大批迁到汉族居住的少数民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吸收了汉族生活的方式,也与汉族融为一体。如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女真等民族,经过长期与汉族共同生活,已和汉族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历史分期的社会史内容,应当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历史上几次大的历史变动时期,如春秋战国之际、唐宋之际、明代中后期,尤其是近代开埠以后,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冲突影响,上述生活方式变化与民族关系的论述已经有所涉及,在此再举出节日生活的变化的事例:立春风俗在唐代特别是宋以后发生变化,正好和中唐以及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看法一致。汉以来天人相应与顺天施政的观念,在盛唐之后逐渐减弱,唐代读时令的礼仪自天宝年间久已废弛。由于迎春礼中相关禁忌的消除(如武官参加迎春礼),唐代宫廷的立春也不再为庄严肃穆的气氛所笼罩,表现出热烈的节庆色调。唐代的迎春和鞭春礼仪已经具有群众性节庆的性质,具有公众集会的规模。宋代由于出春牛和鞭春牛不处于同一地点,春牛的运送则形成了迎春队伍游行的礼俗。立春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喜庆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并且已经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官民同庆的节日礼俗活动。至明代的迎春礼俗的群众规模更大,并举行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120】。

  资本主义的出现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变迁。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探讨15世纪至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结构开始,将之作为“物质文明”或“物质生活”。他认为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将其纳入历史的范围有何用处呢:“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14](p.27)即从日常生活最基层人手,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布罗代尔并未局限于此,接着探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反映出年鉴学派对于总体历史的追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用力甚多,需要处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战国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经君健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121】。特别是16世纪的明代中国社会风气变化较大,突出表现在生活性消费、文人闲居生活与鉴藏关系密切,居室生活的艺术化倾向,物质文化生活上器用的瓷质化方面【122】。生活研究有助于对重大社会变迁的揭示。当代中国正在迅速现代化,经历着社会转型,该如何对待传统生活方式,引起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日常生活历史的研究自然也是必要的。

  事实上,中国地域广阔,生态类型多样化;中国民族众多,民族生活多样化;中国历史悠久,历史的断裂与连续深刻影响了各地文化。这些时空人为因素综合造成中国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对于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需要多样的方法。例如“一日史”即是研究日常生活史的方法之一。朱小田指出:“历史由诸多维度共同刻画,主体(人物)、时间、空间、行 为(事件)是几个基本维度。事实上,每一维度都体现为一种谱系,比如时段的长短便构成时间谱系。特定的时代、不同的考察者常常偏向某一历史维度谱系中的一端,而忽略另一端。茅盾以《中国的一日》留下的‘一日史’,实际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时间维度极端,随之,其他历史维度发生了相应变化:人物维度由社会精英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庞杂的个体行为构成无数的社会角色;事件维度由重大社会现象变成了日常生活,由重复的琐事敷演为碌碌的生活影像;空间维度由抽象的全盘世界变成了具象的生活共同体,通过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呈示出鲜活的历史情境。”[15]时间周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载体,一日、季节、年度在文化人类学中都是探讨生活方式的途径。

  总而言之,生活史研究可以深化并推进历史学。历史学的前进在于所建构的历史接近历史的真实,需要多侧面的深入研究,增进对总体历史的认识,生活史研究是达到这种目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比起几千年的政治史学、“英雄史学”,生活史还很年轻。马克思的名言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16](pp.450-451)这正是生活对于社会生活史乃至历史学最重要的意义。

  此文曾提交2010年7月1—5日在韩国大邱市由庆北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从历史看东亚的物质文明和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会后对原文做了较大的增补,又提交2011年9月27日至28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注释:

  【1】关于西方新兴的日常生活史学派,可参见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2】参见瞿兑之:《历代风俗研究导言》,《燕大月刊》第3卷,第1、2期,1928年11月。

  【3】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东方杂志》第25卷第21、22号,1928;傅安华:《唐代社会生活一斑》,《文化建设11937年第2期(收入《傅安华史学论文集》,黄山书社(2010);全汉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食货》第1卷第1期,1934。又全汉升、傅安华系陶希圣的学生,属于“食货学派”。

  【4】傅安华先在《华北日报·史学周刊》发表《唐代的两种女性生活)(1935年11月1日、28日)、《唐代男性生活之一斑)0936年3月19日、26日)两文,之后合并为《唐代社会生活一斑》于1937年发表。

  【5】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陈直:《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谢国祯:《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6】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7】如《谈烟草》、《古人的服装及其他》、《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古人的坐、跪、拜》、《从幡头说起》等,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

  【8】[匈]阿格妮丝·赫勒(Heller,A.)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09verydayLife),重庆出版社,1990;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报》1984年5月2日;王王波:《为社会史正名》,《光明日报)1986年9月10日。

  【9】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第一部分,《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0】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报》1984年5月2日;王王波:《为社会史正名》,《光明日报》198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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